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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之一:从七七事变到全面抗战——蒋介石、宋哲元的判断出了什么问题?


卢沟桥,卢沟桥,男儿坟墓在此桥;

最后关头已临到,牺牲到底不屈挠。

飞机坦克来勿怕,大刀挥起敌人跑;

卢沟桥,卢沟桥,国家存亡在此桥。


快快拼起民族命,最后胜利是吾曹。

卢沟桥,卢沟桥,立功报国在此桥。

卢沟桥歌



消失的士兵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雷声阵阵,大雨将至。夜幕下,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关于他的“失踪”,有观点认为完全是日方的“谎称”,但也有人认为“失踪”的确属实,是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冲突。


日本学界有种观点认为志村菊次郎的确在7月7日夜离队解手,黑暗中因走向与部队相反的方向,故而误了归队的时间,但不久后就找到其所在部队,而此时日军已向中方提出进城搜查的要求。耐人寻味的是,事件并未因志村的归队而平息,作为局中人的志村也跟着部队继续寻找那个“失踪士兵”。


紧接着,日方收到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回复:“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军未经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致起误会。惟故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按理说,中方的态度已经很配合了,但问题在于日军不完全是为解决问题而来,士兵失踪好像让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理由,一定要好好利用,继续与中方强硬对峙,当时已是7月8日凌晨2时,双方剑拔弩张。


我们常说“七七事变”,顾名思义地认为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于7月7日。实际上冲突爆发的时间是在1937年7月8日凌晨。


那个深夜,带头挑衅的日军队长一木清直声称部队遭到中国军队射击,并报告给他的上司牟田口廉也。牟田口这个蛮横的皇道派大佐当即给一木下达了“被敌攻击,当然还击”的命令。尽管多年来中日双方对谁开的第一枪问题上争论不休,但牟田口这个命令无异于下令开火,其战争责任不可推卸。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挑衅,驻守在卢沟桥头的第219团团长吉星文一夜未眠。吉星文是河南扶沟人,因儿时受到族叔吉鸿昌的影响,自幼怀有从戎报国之志向,1922年随吉鸿昌投效西北军。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第219团营长的吉星文曾带领全营官兵绕袭敌后,击退占领王家村、瓦房村等地的日军,因功被提升为219团团长。1937年的那个雨夜,他将再次走上历史前台。


7月8日凌晨3时30分左右,吉星文接到了副军长秦德纯发来的指示:“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得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吉星文接电后当即回复:“请长官放心,吾团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誓与宛平城共存亡,卢沟桥不是吾人之坟墓就是敌人之坟墓。”


一木清直终于按捺不住,欲强行入城,被吉星文当即拦阻,宛平城外顿时枪声四起。随后日军又炮轰219团第3营(营长金振中)指挥部,当场炸死士兵2人,炸伤5人。面对入侵之敌,吉星文团立即奋起还击,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战斗刚开始,日军迅速派兵杀害了我军在桥头堡的执勤官兵,并占领桥头堡。为保卫卢沟桥,吉星文赶赴位于最前线的第3营金振中部,向该部发表了坚定的抗日宣言,并亲自挑选了150名精壮官兵,组成敢死队。敢死队被编成5个组,每人带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一把,悄然向桥头堡进攻。队员对地形十分熟悉,加上第29军中向来重视武术训练,他们很快摸上桥头堡,乘拒守的日军还比较少的时机一举将其歼灭,夺回阵地。日军失去桥头堡后以轻重炮向我守军猛烈轰击,由于吉星文团拼死抵抗,日军未能将第29军驱逐卢沟桥的阵地。首次激烈冲突之后,中日双方进入打打谈谈的阶段。


或许当时连吉星文、金振中以及驻守桥头的第29军219团的将士们都没想到,7月8日的雨夜,他们坚定的抵抗意志已为中华民族揭开了卫国战争之序章。


战和之间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本营首先吵开了锅,日军高层对战事的主张分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当初作为九一八事变始作俑者之一的石原莞尔此时竟成了“扩大派”的反对者,他甚至提出日军立即停止冲突,让在场“扩大派”军人瞠目结舌。8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支持所谓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方针的一派占据优势。但也正是这个信息麻痹了中方领导层。



直接当事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同样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认为冲突可以靠和谈解决。宋哲元之所以有此自信,主要是在北平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日本驻屯华北的军队主力为混成第4旅,共6000人左右。而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第29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事变爆发后,他严令29军坚守卢沟桥,并将事变向南京报告。


同时,也派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军交涉。9日,宋哲元当局与日军达成协议:第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第二,日军撤退至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撤至右岸;第三,卢沟桥守备由河北保安队石友三部担任。北平形势看似转危为安,宋哲元也认为在守住大原则的情况下息事宁人是最好的。但就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天,各方媒体纷纷报道,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有日军部队出现,携带有大炮、坦克等向卢沟桥前进。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最激进的主要是关东军,半年多前的绥远抗战让关东军一度吃瘪,终于等来这次“机会”,当然要亲自上阵,把“支那驻屯军”乃至整个日本军部绑上战车。大井村五里店等处被日军占领,平卢路也瘫痪,关东军来者不善。


果然,到了11日,日军的大炮就对准宛平城一带轰击,造成不少平民伤亡,吉星文将城内居民向城外比较安全地带疏散,自己也在炮击中负伤。随后,八宝山、长辛店、廊坊、杨村等处也燃起战火。日军的飞机开始在北平上空频频出现,四处侦察。日军这么一打,平津当局在交涉中姿态放得更低了,与之达成协议,即:一、第29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二、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三、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宋哲元是打算向日军让步妥协了。


正好也是11日,秦德纯接到了来自南京的电话,这个电话是蒋介石亲自下手令让侍从室打来的。通过留下的手令原件,可以得知其内容为:“电话秦市长:如此刻日兵尚在对峙而不肯撤退,则彼必待其关东部队到后,积极进攻,绝无疑议,望从速切实加紧备战,万勿受欺为要。中正手启。”


蒋介石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相信日本关东军必会增援日军华北驻屯军,要第29军加紧备战。次日中午,蒋又电话告知秦德纯,“据确息,关东有五列车今日上午十一时到达天津与塘沽之间,请注意。”同时致电宋哲元,要他对卢沟桥的日军就地抵抗。从解密的第一手电文和手令来看,难免会觉得北平当局软弱,而身在南京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深谋远虑,知道全面抗战关头已来到,一再督促29军抵抗,不要再做和平幻想,着实高瞻远瞩。如此下定论恐怕还太早,翻开蒋介石的私人日记,委员长会亲自告诉你,他的强硬态度并非为了要和日本人大干一场,而是打着另一个算盘。


以战止战


前文说过,七七事变真正爆发冲突的时间是7月8日凌晨,蒋介石接到消息的时间自然也是8日,但他与宋哲元一样,都没有意识到全面战争会打响。蒋在当天晚上的日记中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日本人在卢沟桥挑衅,是想达到逼我屈服的目的?第二,或许他们是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第三,现在是与日本人决战的时候了吗?最后他还是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全面战争不会爆发。


蒋介石反应如此不温不火不足为奇,毕竟自1935年以来,日本炮制“华北国”的阴谋就昭然若揭,当年就扶持了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但因不具备合法性,该伪政权成立时连“国旗”“国歌”这些东西也没设,直到1936年才把北洋时代的五色旗翻出来借尸还魂。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人在华北搞事是预料之中,几次交锋下来,蒋介石对日本的套路也多少了解,无非就是一唬二吓三小打,打完之后逼中国签条约。1932年的“一·二八”与1933年的长城抗战莫不如是。到1936年底的绥远战争时,蒋介石吃定日方不会卷入大打,下令狠揍搞事的伪蒙军,让日本关东军吃了瘪。绥远一战打下来,中国既未割地也没赔款,还振奋了全国人心,颇有点看穿了纸老虎的意思。从日记来分析,卢沟桥事变时蒋介石的心理大抵和绥远抗战时相近,第一步先断定日方会不会动真格,料定其不敢来大的之后,开始见招拆招。



7月9日的日记显示,蒋介石将卢沟桥事变看作一次与日方博弈的机会,之所以要用强硬姿态唬住日军,是想“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蒋介石“积极运兵北上备战”“准备动员,不避战争”等计划的动机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意识到卢案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真的在积极备战。其二,备战的目的是为了像绥远那样,好好地打一场局部战争,打赢了即以外交手段迫使日本从丰台撤兵,再干掉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结合现有史料来看,第二种可能性高于第一种。10日,蒋介石得知日军反攻卢沟桥后,在日记中云:“惟我已积极运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11日至13日,蒋介石发给北平的电令几乎都是寸土不让,不要做和平幻想,不要避战等等,态度颇为坚决。但在他自己留下的日记中,这一系列动作又显然不是真正的在准备全面抗战,而是想以战止战,火中取栗。


从后人的“上帝视角”来观察,10日和11日是较为关键的两天,卢案出现了两个致命的新情况,其一,日本陆军中的“自走炮”关东军不怕唬,态度极强硬,陆续增兵关内。其二,昭和天皇从外地赶回东京就此事召开会议研究“北支事变”,日本内阁也有增兵华北之计划。当时担任陆军大臣的杉山元积极主张扩大战事。时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在回忆录中记载了杉山元对昭和天皇的保证:“一个月内,解决中国事变。”后来被传为著名的“三月亡华论”。这些情况都与半年前绥远抗战时的局势有本质区别,但这些并没有引起当局者蒋介石重视。


蒋介石将七七事变视为中国在华北问题上重新立于主动地位的机会,对宋哲元保守避战,生怕扩大事态的态度尤其不满。他始终相信日本挑衅的目的在于华北,而不会波及整个中国,日方增兵是为了迫使中方屈服,所以他偏要出兵华北,甚至不惜在华北打场小仗,只要中央军大军一到,日方或许就会停战。这种“蜜汁”自信持续到12日才出现变化。这天,蒋介石接到情报,得知日本内阁宣言决定支持增兵中国,关东军也已抵达天津,他终于意识到卢案引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做出七七事变“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的推测,但仍坚持“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