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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暴涨200余倍,抗战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 短史记



1941年,抗战前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威胁。


这种威胁来自粮价。


粮食是战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抗战初期,尤其是在1937~1938年,多数粮食产区丰收,粮价没有因战争发生太大波动。若以后方20个城市1930~1936年的粮价指数为100,则1937年12月为127、1938年为130。①


但随着战争扩大,华北产麦区、东南产米区相继沦陷;大批壮丁从军,农村劳动力不足;加之后方人口比战前激增5000万、商人囤积居奇,市场上的粮食短缺问题日渐严重。


粮价指数在1940年6月涨到424。1941年又再翻几倍,达到了2133,亦即:在全面抗战的第四年,中国的粮价,相较于1936年,暴涨了20 余倍。


除前述原因外,1940~1941年的粮价飞涨,还受到了两个特殊因素的影响:


1、法国、英国相继对中国关闭了滇越、滇缅铁路。

2、国统区粮食在1940年普遍减产达20%,主要产米区四川则减产高达50%。


粮价飞涨,意味着国民政府必须投入更多的财政支出,才能满足军粮及公务员、教师的“平价粮”需求。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主要财政来源的关、盐、统三税持续锐减。1939年度三税实收只有4.32亿元,比较之1936年度的实收数10.146亿元,少了3/5。如果算上通胀因素,1940年的税收实值,只有1936年的16%。


支出暴增而收入锐减,使得国民政府1937~1941年的财政收入,尚不足以满足财政支出的1/4。如此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只能以增发法币的方式补足。②


为保障军粮供应,也为平衡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1940年11月,由蒋介石亲自出面推动,国民政府开始筹划一项新的经济政策:“田赋征实”。


1941年3月,蒋在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特别强调了国家在经济方面所面临的巨大危机:


“今后的抗战,军事与经济实应同时并重,而且就现代战争的特质而言,我们毋宁说,今后敌我成败的决定力,经济要占七分,军事仅占三分。”③


抗战的“持久待变”,不仅仅在于前线的军事对垒,也在于后方的经济维系。


“将田赋之一部或全部征收实物”,成为国民政府维系抗战经济免于崩溃的最后手段。


1941年6月,“田赋征实”正式落实为政策。


自该年下半年起,农户不再缴纳货币,而改为直接上缴谷物。同时,国民政府设立粮食部,由徐堪出任部长,负责军粮民食的收购、仓储、运输、调拨等事务,监督地方行政长官有关粮食事务的工作。


图注:粮食部长徐堪


田赋不再征收货币,改为缴纳实物,无疑有助于缓和通胀对民生的戕害。田赋本属地方财源,如今收归重庆,既有助于中央遏制地方的分离倾向,也可以缓解中央的财政压力。


“田赋征实”的第一年,粮食部为各省所定征收数额为稻谷2293.8万市石(1市石为50千克),其中四川配额最多,占到四分之一。至1942年10月,21省征收谷物,折合稻谷2345.9万市石,超出所定征收数额


协助徐堪工作的关吉玉总结称:


“1941年度田赋征实总数约2400万市石,以市石100元计算,约值法币24万万余元,比较战前中央全部预算每年不过10万万元之数,超过二倍以上。”“在战时预算的赤字上,起了很大的填补作用,使国家财政基础愈见巩固。”④


“田赋征实”最大的阻力,来自各省军阀。


1928年,为推行地方自治,田赋被划归地方,成为地方上最重要的税收。


军阀们扩军不休,耗费甚巨。为弥补赤字,各省常常擅自增收田赋。抗战期间也不例外,如1940年,贵州、云南等省将田赋增加了一倍。田赋征收权的失去,对地方财政是一个大损失,各省对此极为反对。


在确立“田赋征实”的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上,除了张群任省主席的四川、吴鼎昌任省主席的贵州两省原则同意外,其余与会的地方代表均持反对意见:


“阻力较大的是云南省财政厅长、西康省财政厅长以及在后方各省的一些‘绅士’们(如邓汉祥、甘绩镛)、大军阀地主们(如王陵基等)。尤其是折合粮食的标准,曾引起极大争论。”


张群是蒋介石的心腹,自然选择支持中央。云南在军阀龙云控制之下;西康在军阀刘文辉控制之下;邓汉祥、甘绩镛、王陵基等,则是张群无力约束的四川本地军政要人;这些人全部反对“田赋征实”。


其中,又以四川大小军阀的囤积居奇,对“田赋征实”伤害最大。


在以行政手段打击囤积居奇无效后,蒋介石曾令徐堪拿出数百万元现款,委托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代购10万石粮食,并很快购得。蒋由此确信:


“囤积居奇者尚非奸商地主,而乃为当地之军阀也。”


抗战在前,国民政府需要掌握粮食。让实际掌控粮食的军阀“代购”,实无异于默许其从中渔利。


为消弭各省的反对之声,财政部在最终的草案中,特意加有一句:“其赋额较重之省份,请由财政部酌量减轻”,留下商量空间。同时,财政部在各省设立的田赋管理处,允许由各省财政厅厅长兼任,副处长由地方保荐。如此这般的利益交换后,“后方各省的实力派,觉得改征实物以后,虽然要拿出一部分粮食给中央,但田赋收入仍可增加不少”(亦即田赋虽名义上收归中央,实际上仍由地方与中央分割),才大致同意实行田赋征实。


在实际操作中,地方军阀也不肯真正地配合中央。


面对这种不愿配合,国民政府无可奈何,只能是:


“对控制力较强的省,态度强硬,而对控制力较弱、地位重要的各省,则往往采取宽容的态度。”


比如,云南是后方第二重要省份,又是对外交通的必经之地,国民政府对龙云颇为迁就。从1941年征实开始,蒋介石、孔祥熙每年都亲自致书龙云,希望他以大局为重,完成征粮数额;至于具体数额,则由徐堪每年飞往昆明与龙云协商。⑦桂系控制下的广西,情况也大致相同。广西的田赋征实数量,只占总产量的2.2%;在四川,这个数字是7.5%。


图:云南军阀龙云


按照规定,田赋征实后,各地驻军不得再向民间直接征购粮食。但地方军阀并不会遵守这些规定。


比如,在李宗仁下辖的第五战区,鄂北驻军以6元每石收购粮食,农户则要80~90元购米一石,并搭上路费,以满足驻军要求。第五战区军粮局长不考察地方粮食数量,滥发购粮证,鄂中、鄂北的军队趁机挨家挨户搜索,将百家家粮食、财物一扫而光。⑧


贪污,是“田赋征实”推行过程中的次要阻力。


徐堪曾感慨,“在征收则有擅改粮册,浮收勒索、吞没征粮,虚报征额……重重弊端,不一而足……”为此,国民政府出台政策,设立监督机构,试图严厉打击征粮贪污。成都市市长杨全宇、四川粮政局局长康宝志、安县县长江东等人,均因此被法办。但杀鸡儆猴的效果有限,贪腐问题始终未能好转。


尽管遭到了重重阻力,“田赋征实”政策,配合征购、征借,总体而言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据统计,国民政府在1941年~1945年,总共掌握了27000多万市石粮食,保障了军队、公教人员和部分市民的粮食供应,节省法币1700亿元以上。⑨


如当日的国际舆论所言:


“(中国政府)为求人民田赋负担公平起见,曾致力于土地登记及估价制度之改进,现行之田赋征实办法,有良好之进步及表现,中国政府得掌握主要粮食继续抗战,多赖乎此主要改革之成功。”⑩


“田赋征实”政策,是中国脆弱的小农经济免于崩溃,能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关键。


图:国民政府发行的征借粮食的“粮食库券”,上有孔祥熙与徐堪的签名


注释

①王洪峻:《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140页;②⑦⑧⑨郝银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制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③方勇:《蒋介石与战时粮食统制》,《历史教学》2012年第14期;④陈开国:《徐堪其人其事》,《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4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⑤朱偰:《天风海涛楼札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237页;⑥许秀孟:《国家、社会与粮食:抗战时期四川省临时参议会有关粮食政策的讨论》,(台)《国史馆馆刊》第31期,2012年3月;⑩《中国粮食问题》,(美)《国外农业》,19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