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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拖了中国教育的“后腿”?
  • 作者:郭锐

  •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869篇原创首发文章


在中国,子女的教育问题,堪称压在所有父母头上的一座大山。高达数百万元的学区房,动辄上万的补习费,以及各类择校费、学杂费,这些繁重的教育支出往往能让一个月入不菲的中产家庭过得颇为拮据,许多年轻的父母因此感到压力山大,甚至造就了诸如“90后秃顶”“90后中年”以及“佛系青年”这样奇葩的社会现象。


比“上学贵”更“要命”的是“上学难”,这种“难”绝不仅仅是金钱上的难,有时甚至会转换为体力、精力甚至健康上的“难”。



谁拖了中国教育的“后腿”?



前不久,一位年轻妈妈因辅导孩子作业,被气出了心脏病,紧急入院的新闻刷爆了朋友圈,引起了很多家长的共鸣,不少妈妈吐槽:“陪娃写作业以后再也不用烫头发了,因为,气炸了!”


相似的案例在国内并不是鲜见。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许多优秀的职场女性不得不放弃大好的事业前程,专心在家“陪读”,有时甚至得麻烦已经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为了孩子的学业,挖空心思,绞尽脑汁。


都说“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板”,毫无疑问,对于当下追求品质生活与个人幸福的中国人来说,国内教育,正是那最短的一块板。


中国教育的问题在哪里?


教育问题,向来是国内各路媒体和专家关注的焦点,分析教育问题的文章和评论同样种类繁多,不计其数。目前为止,这些对教育问题的评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应试教育说。众所周知,在国内,甚至整个东亚,应试教育是绝对主流,在这种以分数与成绩为唯一导向的教育模式下,学生的思维扩散与实践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培育出的学生往往出现“高分低能”的问题,以致被讽为“应试教育是个筐,什么垃圾都能装”。


二是国家体制说。在我国,教育产业大多被国家力量垄断,由于国家体制的束缚,绝大多数院校的教学管理方式十分僵化,行政干预过强,许多有利于提升教学质量的政策或措施难以落实,创新与改革也难以推行,造成了长期以来教学管理落后,学习效率低下,老师、家长与孩子负担均过重等等问题。


谁拖了中国教育的“后腿”?


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从现实角度出发,这些理论都没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以应试教育说为例,虽然这种教学模式有着种种弊端,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但考虑到我国高达13亿的人口规模,要为如此众多的民众普及基础教育,必然要考虑成本及效率的问题,同时,学历作为一种重要的阶层标识,还涉及到社会舆论与教育公平这样的敏感问题,种种问题交织下,当下的应试教育模式已是既能让各方接受又能兼顾我国教育现状的唯一可行方案。


正如一些网友所言:“应试教育或许不是最好的,但它确实是目前为止唯一合适的”。


此外,应试教育的地位之所以难以撼动,很大原因也是源于素质教育改革的失利。


事实上,为了改善应试教育弊端带来的种种不利局面,相关方面的改革工作从未停止,如大家所熟知的素质教育改革,就是近年来(东亚)各国政府所推崇的教育改革模式。但鲜有成功。


日本是东亚应试教育的源头,也是最先发动相关教育改革的国家。


1976年12月18日,日本文部省发布了教科答复报告《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提出了“精选教育内容,旨在实现学生过上宽裕而又充实的学校生活的目标”,以此为标志,开始了长达30年的“宽松教育”改革。在此教育方针指导下的30年间,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大体包括: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缩减课本)、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例如将小学至高中的总课时从5821课时减少至5785课时,《中学指导要领》的册页从261页减少至123页,公立中小学每周上课5天(原本6天),学生报考公立中学不能填学校志愿,只能按片区随机入学等等。


然而被寄予厚望“宽松化”改革并没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由于学习强度的降低,学生对知识与技能掌握程度出现大幅下滑,在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简称PISA)排名中,日本的学生连年败下阵来,被坚持“应试教育”的中韩学生远远甩在后边。而改革支持者期待的身心全面发展并没有出现,反而因宽松教育环境下培养出散漫性格与“自由意志”,与注重等级制度与管理纪律的日本产业界格格不入,被人戏称为“宽松世代”。“宽松世代”的出现,使日本政府推行多年的宽松教育改革广受批评,甚至有人将近些年日本经济的“失落”,归因到宽松教育改革导致的人才质量下滑上。



谁拖了中国教育的“后腿”?


另一方面,由于激烈社会竞争的存在,高水平教育的市场需求始终不减,进而催生大量昂贵的私立院校与培训班,而在这场“起跑线”上的竞争中,经济基础薄弱的家庭无疑被甩在了后面,间接加剧了贫富分化与阶级固化。此外,由于缺乏成绩和分数约束与引导,学校的教学质量与管理效率出现严重问题。有一位在某著名大学附属女子高中兼职的网友就吐槽,他大多时候都“孤零零地站在讲台上对着空气讲话。而下面的女学生乱成一团,有的在化妆,有的在滑手机,有的干脆拿出午餐、零食大大方方地吃了起来。嬉笑吵杂,俨然把教室当成了游乐场”。


最终,在多方面不利因素的打击下,2016年8月,日本文部科学省(等同于我国教育部)发布了2020年起将在小中高学校依次实施的新“学习指导要领”,新要领大量增加了学校课程的课时和内容,恢复了对学生成绩与评分的重视。


至此,推行三十年,立志于取代应试教育的宽松教育改革以全面失败告终。


日本宽松教育改革的失败给推崇素质教育的国内教育敲响了警钟,曾经声势浩大的素质教育改革运动近年来也算是偃旗息鼓。


谁拖了中国教育的“后腿”?


而让国家体制为中国教育的落后背锅,更属无稽之谈。


中国政府在国内教育产业中的地位不仅在于其行政地位,更大程度上是长久以来巨大的国家教育投入所决定的。除家长外,中国政府是中国教育的最大投资人。


以如今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为例,从1986年我国正式实施该项政策起,截至2016年,依托政府力量兴建中小学数量合计已超过40万所,资产规模接近百万亿,国家每年投入的教育经费超过3万亿,占全国GDP比例超过4%,这些投入是我国教育产业发展的基石,最大程度上推动了国内教育事业的发展。


就像上市公司中大股东对公司治理有最终决策权一样,作为最大“单一股东”,中国政府对中国教育的管理权是毋庸置疑的,而在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对不靠谱的改革尝试或建议说“NO”,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谁拖了中国教育的“后腿”?


拖累中国教育的真正原因


既然教学模式和教育体制都不是主因,那拖累中国教育发展的核心因素究竟是什么?


个人认为是技术,尤其是能够实现产业化与规模化的工业化技术,始终是推动人类教育事业向前迈进的核心力量。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优秀教学思想和教育理念,人类社会从来是不缺的。


早在2000年前的中国古代,“至圣先师”孔子就提出了“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主张要尽可能地做到“导人向善,教化众生”,它所留下的《春秋》《论语》等传世经典是整个东方教育文化的基石,对今天的人们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依然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与孔子类似的还有古希腊的哲人苏格拉底,他一生致力于探索真理与从事教育,他所奉行的“问答法(通过师生问答的形式一步一步得出正确的结论)”被认为是现代启发式教育的雏形,在西方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谁拖了中国教育的“后腿”?


尽管古人对教育的本质,教学的方式认识得如此深刻,也有优秀的教育理论与多年的实践积累,但依然改变不了古代社会整体落后愚昧的现实。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古代社会用来支持教育发展的相关技术相对落后,以至于获取知识的成本如此高昂,极大地限制了文化教育的普及与传播。比如,在造纸术与印刷术之前,简牍是我国古代记录知识,传递消息的主要工具。这种材料成本高,体积重,使用颇为不便。


在已发现的历代简牍文献中,尤以国政兴衰,法律文书居多,如汉武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旧宅发现《尚书》《礼记》《论语》等数十篇简册(即所谓“壁中书”),就以国史纪要,治国理论居多;又如著名的“云梦秦简”,记载的绝大多数属于政策法令和法律文书,先秦时期的民俗艺术和诗赋文章则少有记载。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很大原因是由于简牍高昂的制作与使用成本,只有官方才承担得起,无形中限制了知识与文字的使用范围,使得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出现了极大失衡,与治国理政无关的文化艺术、民间杂学极难存身,而随着历代王朝中央集权的加剧,这一问题日益严重,最终造成了自然科技等相关领域的落后。


此外,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记载更多的内容,古代中国人创造了复杂高深的文言文语系,以最凝练的语言方式创造出了最丰富的表达,这样固然降低了文字书写的成本,增强文字的使用效率。但由于其独特的行文结构与繁复的语法规则,以之构筑知识体系颇为艰涩难懂,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与长期的读写训练很难做到熟练运用,无形中限制了知识大规模传播与使用,即便印刷术出现后,依然如此。直到甲午之变,丧权辱国,民族沦亡的困境使得国人深深认识到普及国民教育的重要性。最终,经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这样的问题才得到根治。就如文体解放的开路先锋黄遵宪在1868年(同治7年)写的新诗:“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

“学富五车”一词出自《庄子·天下》中的:“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常被古人形容为知识渊博,但若换算为现代纸质读本,所谓“五车之书”其实并没有多少本,但这种成就在当时却是殊为不易。要知道,当一件物品开始以“车”为计量单位时,那就说明这件物品的使用很可能有比较严重的运输压力。考虑到高昂的运输成本,“五车之书”想必不会“送货上门”,想要“博览全书”,除了一定的财力与地位,就必须付出跋山涉水的努力。

古人很早就有“游学”的传统,除了遍览名山大川,增长见识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许多名家手记,知识典籍不是收于相关的官学机构,就是被当时的世家权贵,豪门巨富所珍藏,想要览其真容,不登门拜访是不行的。据传,年轻时的孔子为学习周礼,就曾不远万里从鲁国曲阜(现山东曲阜)赶往东周王室所在的洛邑(现河南洛阳),向当时的周朝“守藏室之官”(管理藏书的官员)请教。圣人尚且如此,何况他人。

谁拖了中国教育的“后腿”?

这些困扰古人上千年的问题,直到造纸术与印刷术大规模普及之后才得以缓解。

造纸术从我国传播出去以前,朝鲜、日本也用简和帛写字,印度用白树皮和棕榈树叶写字,埃及用纸草的内皮压成“纸草纸”写字,欧洲用羊皮作纸写字。同中国的简牍一样,这些书写材料,有的笨重,有的很脆,有的很贵。相传,一部完整的《圣经》需要使用360张羊皮。以一部书籍而言,这样的成本,也实在过于昂贵。因此,这些材料都不适合大量使用。我国造纸术传播出去以后,解决了上述困难,大大促进了文化教育的普及,推动了世界科学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与造纸术类似的还有印刷术,我国隋唐时期,就已掌握雕版印刷术。唐代留下的《金刚经》是目前世界上最早有确切日期的印刷品(868年印)。11世纪中期的宋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使印刷术得到普遍推广。我国的雕版印刷大约在公元8世纪传到日本,12世纪左右传到埃及,13世纪左右欧洲的旅行家接触到中国的印刷术,14至15世纪欧洲开始流行印刷术。1450年前后,德国人受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影响,创制了欧洲拼音文字的活字,用来印刷书籍。印刷术传到欧洲后,改变了原来只有少数人才能读书和接受较高教育的状况,为欧洲的科学从中世纪漫长黑夜之后突飞猛进发展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

正如英国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评价包括造纸术在内的我国四大发明的时候所说的:“它们改变了世界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状态,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看来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显赫人物,对人类事业曾经比这些机械的发明施展过更大的威力和影响。”


谁拖了中国教育的“后腿”?


未来科技下的“幻想”教育


知识本质是信息,而信息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输的形式与媒介。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从早期的简牍到现在纸张,从古代的文言文到现在的白话文,知识教育的改善,始终是通过技术对其传播形式与媒介的重塑完成的。


谁拖了中国教育的“后腿”?


进入二十一世纪,科技发展的速度前所未见,尤其以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为代表的未来科技,正在深刻地变革现代教育的形式与内涵,困扰国内教育产业多年的教育资源稀缺,教学方式落后等问题正在得到快速改善。


目前为止,已经诞生了诸如在线教育,AI教师这样全新的教育模式与教学资源,随着这类技术的不断深化与完善,可以想象,在未来,我们接受教育的场所将不再是冰冷的教室,而是由AR(VR)技术构筑的各类虚拟现实场景,教授我们的也不再是一个人在讲台上照本宣科,写写画画的职业讲师,而是万千个由高级人工智能培育,具有独立意识与思维能力的“AI人格”,就如美剧《西部世界》所演绎的,未来世界,知识与信息的传播媒介将不再是单纯的文字或影像,而是一个个“真实”独立的完整世界。


谁拖了中国教育的“后腿”?

想学历史,完全可以让自己的意识“穿越”回(由虚拟实境重塑)古代,跟随(由AI生成)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等时代伟人,全方位领略王朝更迭,时代变换的波云诡谲,雄浑壮烈。


想学英语,也OK。你的虚拟化链接设备(手机,眼镜,头盔等等)可能会将你带入诸如《哈利波特》《神探夏洛克》这样英剧世界,与主人公一边聊天,一边冒险(或许还可以恋爱结婚),在一场奇妙的幻想之旅中,接受最纯正英伦文化的熏陶。


此外,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英数理化,各学科、各行业,只要是有价值的知识或内容,都可以通过相似的模式进行模拟重现,并根据个人的特点及需求,进行个性化的定制或调整。


届时,消失的将不仅是学校,教师,或许有些教育概念和涵义都会遭到颠覆。是不是听起来像科幻?但事实上,这些技术离我们前所未有的近,早在去年,由乂学教育开发的人工智能教学系统“松鼠AI”在与三名特级讲师的PK中大获全胜,引起了业界的巨大震动。而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拟真化的训练,早前美国军方就有类似的项目。而随着移动智能设备,以及互联网的出现,这种技术正得到快速普及。当然,就目前来说,这些未来科技都有相当多的缺陷,如人工智能“智商堪忧”,AR(VR)缺乏内容等等,但如今疯狂的资本投入与产业革新无疑会加速这些短板的补全。我们共同期待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科技大革命带来的社会革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