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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轮回:BBC纪录片与我们时代的困扰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卢南峰


近日,BBC联合Nutopia 影视制作公司、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共同出品了新版的《文明》(Civilisations)。这一则简短的消息,每个词组都充斥着时代隐喻。


电视纪录片《文明》(Civilisations)海报


从Civilisation到Civilisations


1972年,在BBC电视片《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的开头,头发蓬乱、眼神飘忽、面部沟壑纵横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伯格用裁纸刀从波提切利的名画《维纳斯与马尔斯》切割下维纳斯的头像,从此改变了西方整整一代人观看艺术的方式。


1972年BBC电视片《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衍生的书籍


从战后开始,电视普及引发的媒介革命,为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提供了新的战场。在这个新开辟的战场上,英国艺术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爵士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推出了BBC历史上最具野心的系列纪录片《文明》(Civilisation),用精美绝伦的欧洲传统艺术对抗由美国入侵的商业性大众文化,试图从流行文化中拯救日渐式微的“文明”。虽然这部片子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将欧洲传统艺术拉回了人们的视野。但面对革命与反叛的时代潮流,这注定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的战斗。


在《文明》中,克拉克爵士傲慢地说:“我相信,秩序优于混乱,创造强于毁灭。首先,我相信,神把智慧赋予特定人群,我珍视一个可以让这种人生存发展的社会。”


1972年伯格的《观看之道》,是对克拉克爵士文化精英主义立场的挑战,也是1968年遍及全世界的反叛精神的回响。伯格所要做的,是将克拉克引以为傲的欧洲传统艺术“去神秘化”,抹去围绕在它周身虚幻的权威。他要让世人知道,艺术并没有克拉克爵士描绘的那般永恒和纯粹,艺术的背后埋藏着阶级、种族、性别等诸多不平等。伯格认为艺术的价值并不在艺术品本身,而在于我们在观看过程中的阐释,他想要让观看者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看待艺术。


英国艺术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爵士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推出的电视片《文明》(Civilisation)的片头


1960年代单数的Civilisation变成了今天复数的Civilisations,多了一个“s”。经过1960年代文化革命的洗礼,与1970年代后的多元文化主义的侵染,克拉克爵士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想象最终转化为多元主义的文化想象。相较于只覆盖11个国家的克拉克版《文明》,新版《文明》涵盖6个大陆,31个国家,在数量上有了长进,对艺术的理解也不再局限于卢浮宫。


而新版《文明》显然知道克拉克版《文明》遭受的批评,煞有介事地在第二集反思了约翰·伯格的命题:“How Do We Look?”然后将中国山水画、日本浮世绘等非西方艺术形式纳入其中,还在最后一集探讨近150年来的现代艺术,包括杜尚那全世界最著名的小便池。


有意思的是,那家与BBC共同出品的影视制作公司的名字,出自约翰·列侬的1973的专辑Mind Games的第六首歌曲Nutopian International Anthem,意为“新乌托邦”,指的是一个四海皆兄弟、全球如一家的理想世界,这里没有国界与宗教之分,没有杀戮与饥饿,甚至没有私人财产,Nutopia代表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反文化运动的理想。此外,BBC推出克拉克的《文明》是为了抵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商业文化的入侵,而新版《文明》最终选择和大洋彼岸的表亲合作,似乎也暗示了某种文明中心的位移与内涵的交接(虽然PBS是美国商业广播电视体制中秉持公共服务理念的异类)。


不合时宜的《文明》


如同当年的克拉克爵士不合时宜的西方中心主义,今天继续站在世界中心呼唤多元文化主义的《文明》,在有些人看来也是不合时宜的。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世界兴起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潮。作为国家政策的文化多元主义首先发生在西欧之外,1971年,加拿大实施文化多元主义政策,1973年,澳大利亚推行该政策。这两个国家均为移民国家,人口民族成分复杂,文化多样。面临棘手的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但西欧面临的情况则更加复杂。伴随着非欧洲移民的涌入,西欧各国单一的民族构成和文化认同受到了动摇。在西欧社会中逐渐形成了非白人民族认同和非基督教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少数民族群体。由此也引发了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西方社会发现自身无力消解如此庞大的异质性文化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西方对多元文化主义妥协。九十年代后,全球化进程高歌猛进,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多元文化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全人类的文本共识。


对于欧洲社会而言,多元文化主义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政治,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西方文明对非西方人口同化失败。近些年来,这种失败转化为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与文化冲突,几乎不间断地占据西方主流媒体的议程。恐怖袭击的侵扰和对移民人口的排斥,最终诱发了近两年欧洲政治的右转,右翼民粹主义甚嚣尘上,并不断取得显著的选举成果。如北大新闻学者王维佳所言,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明星,从曼德拉、哈维尔、戈尔巴乔夫,突然变成了“唐纳德·特朗普、奈杰尔·法拉奇、贝佩·格里洛、马琳·勒庞、欧尔班·维克托、雷杰普·埃尔多安”。而就在近期,据《大西洋月刊》报道,以自由主义著称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启动了前所未有的伊斯兰制度化的计划,试图创造一个世俗主义的法国伊斯兰教,即伊斯兰的法国化。“西方文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仅是一个笑话。


又快到五月了


1968年5月,就在克拉克爵士在卢浮宫外为《文明》拍摄片头的同一时间,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国家正在滑向内战的边缘。学生们对僵化的体制发起了冲击,占领学校、筑起街垒、展开巷战,在城市的围墙上到处涂鸦:“越做爱,越想革命。越革命,越想做爱。”战后经济重建的“黄金时代”终结了,“五月风暴”成为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的一个顶点。中产阶级年轻人们试图用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和东方神秘主义,挣脱一切传统与主流文化的束缚。


1960年代BBC电视片《文明》中的法国巴黎卢浮宫


耐人寻味的是,BBC倾情奉献新版《文明》的时候,正值“五月风暴”五十周年前夕,而此时的法国,再一次被学潮和罢工席卷。铁路工人大罢工,学生为了反对马克龙政府提议的业士学位改革和大学入学资格收紧而兴起学潮。根据法国《解放报》发布的一份交互地图,目前法国已有25座城市爆发了大学占领运动、大型集会或抗议活动。从西南部的图卢兹、波尔多和普瓦提斯开始,这一运动蔓延到南泰尔、里尔、巴黎、蒙彼利埃、格勒诺布尔等地。学生们仿效50年前的前辈,组织政治讨论,批判马克龙政府、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并学习政治策略、郊区斗争、革命历史和基层组织等另类课程。


工人和学生的斗争开始合流,并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对“保护区”的袭击。所谓的“保护区”也是六十年代的遗留问题,上世纪60年代,为了适应法国经济与城市发展,南泰尔北部的朗德圣母村被划为机场选址用地,随后五十年里,反对机场兴建的运动一直在持续。法国政府划定的机场用地保留区,法文缩写是ZAD,年轻人调侃政府,把其改称为“zone à défendre”,意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区,农村、农地、农民的保护区,法文缩写同样是ZAD。2008年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决定重启机场兴建项目,当地农民、环保人士和其他反对者在机场规划用地上搭起了帐篷,建立了“保护区”自治社会,并把这片土地变成了种种社会理想的试验田,包括反资本主义、反全球化、民主自治、集体决策。2018年初,法国总理宣布政府再次放弃机场兴建计划。


“保护区”拟仿的显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反文化运动中的各种公社,这些“当代嬉皮”甚至与“巴黎公社”有着谱系学意义上的联系,法国大革命的精神,至少其外壳,仍然在今日世界闪烁着火光。


“去政治化”年代的“再政治化”


所有的隐喻都指向了上世纪六十年代。


1968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神奇的年份,那一年,从“布拉格之春”、越南“春季攻势”,到美国民权运动、法国“五月风暴”、墨西哥学潮与大屠杀,全世界的年轻人反叛着不同的对象,却有着相同的反叛欲望。


对于这种全世界的集体“中二”,英国战后欧洲史学家托尼·朱特的一种解释的是,二战后形成的稳定体制刚好完成了一代人的新陈代谢。从1945到1968年的二十三年,新一代年轻人出生、成长,他们没有战争与匮乏的创伤记忆,因而也就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在战后致力于经济重建、追求稳定的年代,逐渐产生了对现存僵化稳定体制的疏离和质疑,因而认同激进的思想,走向了变革运动。


雷蒙·阿隆在其回忆录中曾讽刺“五月风暴”说:“日常的沉闷生活突然得到了发泄消遣的机会。半真半假的革命,与其说是真干,还不如说是演戏,可是很能引人同情,甚至能激起人们的热情。……而人们却沉迷于错觉,自以为亲历了伟大的历史时刻。”


姑且不论这种论断里的成见,阿隆点出了“五月风暴”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一场“半真半假”的革命。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人们认知中的革命都是血与火的斗争,包括直接催生了《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欧洲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1917年的俄国革命。而1968年的巴黎学生不再追求社会结构的打破再造,而致力于反抗日常生活中毛细血管般的权力关系,包括文化、家庭、性别、种族等等问题上的压迫,对抗就像福柯所说的像一个监狱一般的规训机制。所以,“五月风暴”极其强调个体和身体的解放。曾经的“总体革命”转向了“日常生活革命”。


而今天,冷战已经结束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同样是一代人出生和成长,时代的境况与1960年代殊途同归。汪晖说1990年代是“去政治化”的年代,冷战结束后,西方一度陷入“历史终结”的乐观情绪,意识形态的战争似乎已经终结,自由民主制度获得决定性的胜利,美国被克林顿带入了新经济时代,欧洲一体化则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而中国经历了1980年代末的动荡,也暂时告别的“政治”的时代,进入 “经济”的时代,迎来了经济全面市场化,消费主义盛行,社会阶层结构性重组的20年。而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基于特定价值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与社会运动都在告别历史。


这一代的青年与“五月青年”有着相同的境遇,至少在中国和欧美,他们都成长在一个经济持续增长,消费主义盛行,政治上追求稳定,外部也很少有战争阴霾的环境中,但社会结构也不断固化,当消费主义无法餍足他们的精神世界,变革的激情似乎被召回,全世界的青年似乎重新燃起政治化的渴望,动摇了后冷战工具理性、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时代趋势。 


后现代的“无物之阵”


法裔美国哲学家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对今天法国的罢工与学潮满怀乐观与激情:“纪念1968年5月的最好方式,不仅是让它死里复生,而是超越它。把它从神圣的陵墓中剥离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活着的转变,也许只有在2018年以后,1968年才会在将来完成时中,成为它应该成为的样子。”但我却在这段话背后看到了雷蒙·阿隆讥诮的表情,罗克希尔的预测显然过于乐观,毕竟世界对法国罢工已经见怪不怪了,至于学潮,每到了七八月份的暑假几乎都会偃旗息鼓。
而这种“自以为经历伟大时刻”的充满后现代意味的“演戏”能在别的地方找到,离我们最近的有“帝吧出征”“表情包大战”,在脸书等社交媒体上串联的各种社运多少也带有这样的味道。这里并非要像阿隆一样彻底否定这些“再政治化”的渴望,但要提出一个我们当代的困扰:在上世纪那种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与社会运动告别历史后,日常生活革命何以导向真实的社会变革?


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更加形而上的提法,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我们进入了一个福柯描绘的世界。弗朗索瓦·多斯在《结构主义史》里评价福柯说:“从来没有一个哲学家如此认真地回应六八一代人的理想与不适。”而在福柯的世界里,权力的主体被消解为毛细血管般的权力关系,弥散于政治经济文化的所有层面,我们可以在所有层面上展开反抗。同时,我们也掉进了一个后现代的“无物之阵”,既然权力的主体已经被消解了,那么我们反抗的到底是什么呢?又或许,主体只是在知识话语里被消解了,“房间里的大象”其实一直都在,而大多数时候我们选择视而不见。


“总体革命”终结后几十年,“日常生活革命”也岌岌可危。虽然“演戏”仍在舞台继续,但“私密的反抗”的话语正在经历危机,人们渐渐不再相信,一个公司司机用公车接送自己的孩子上下学,或者发一条脸书推特状态,就代表着某种反抗的姿态。“再政治化”的渴望持续酝酿膨胀,人们开始求助于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美国大选与英国脱欧,加泰罗尼亚与库尔德的独立公投,战火纷飞的叙利亚,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世界性的政治伊斯兰浪潮,第三世界的社会运动——就在4月23日,亚美尼亚总理在抗议中辞职……世界从后现代往回退了一步,重新着手处理现代的困扰与理想。


电视纪录片《文明》(Civilisations)海报


2018年,英国继续谈论“文明”,法国还在学潮与罢工,西欧似乎没有历史,而世界历经了五十年的轮回,再次回到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