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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宰相也有财富焦虑

俾斯麦背后的男人,勤俭持家,还是个犹太人

《金与铁》讲述了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两个人的故事,前者赫赫有名,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后者鲜为人知,有必要多做背景介绍。

格尔森·冯·布莱希罗德(Gerson von Bleichröder),“冯”这个称号不是天生的,而是他后来凭借功劳争取来的。布莱希罗德来自柏林的一个犹太人社区,当时的犹太人分为两种,一种从事金融、法律、教育等体面职业,另一种是来自东欧的移民,到德国出卖劳力为生。

布莱希罗德出生在第一种家庭,父亲掌管着不大不小的银行生意,在业务上跟著名的罗斯柴尔德有来往。格尔森子承父业,建立起庞大的商业体系,几乎掌握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金融命脉。宫廷牧师阿道夫·施特克尔猜测,布莱希罗德的家族财产比德国所有新教牧师加起来要多。

巨额财富给格尔森带来了“柏林的罗斯柴尔德”这个称号,在德国统一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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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背后的男人,勤俭持家,还是个犹太人

《金与铁》讲述了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两个人的故事,前者赫赫有名,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后者鲜为人知,有必要多做背景介绍。

格尔森·冯·布莱希罗德(Gerson von Bleichröder),“冯”这个称号不是天生的,而是他后来凭借功劳争取来的。布莱希罗德来自柏林的一个犹太人社区,当时的犹太人分为两种,一种从事金融、法律、教育等体面职业,另一种是来自东欧的移民,到德国出卖劳力为生。

布莱希罗德出生在第一种家庭,父亲掌管着不大不小的银行生意,在业务上跟著名的罗斯柴尔德有来往。格尔森子承父业,建立起庞大的商业体系,几乎掌握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金融命脉。宫廷牧师阿道夫·施特克尔猜测,布莱希罗德的家族财产比德国所有新教牧师加起来要多。

巨额财富给格尔森带来了“柏林的罗斯柴尔德”这个称号,在德国统一的战争中,他出力甚多,获得了贵族册封,名字中可以加入“冯”。美国人约翰·莫特利说,只需看德国人的名字,就能知道他的阶级属性:名字里带“冯”的,和不带“冯”的。

莫特利和俾斯麦在大学一起念过书,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名字里的“冯”是天生自带的,标明了他古老、显赫的容克身份,论起家族历史比普鲁士王室还要悠久。即便在保守派里面,俾斯麦也算得上异常反动。1848年革命中,国王都已经咸与维新,颁布宪法,俾斯麦还兴致高昂地谋划反革命政变,剿灭乱党。

德国的乱党(或者说是自由派)的阶级基础为律师、大学教授、新兴工厂主,该党许诺更多的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受到犹太团体的热烈支持。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引荐下,俾斯麦结识了布莱希罗德,成为后者政治上的庇护人。最顽固的容克和最受压迫的犹太人亲密合作,这是古怪诡异的组合,个中原因有很多,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俾斯麦缺钱,容克家也没有余粮。

马克思厌恶普鲁士容克,说他们尽是些专横、鲁莽的粗人,韦伯欣赏容克,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虔诚、自律、节俭,这些品质归类于所谓的“新教伦理”,社会学家认为这正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内在动因。

两者说的其实是一回事,大多数容克家庭生活在乡村,作风简朴,学不来英法贵族那套优雅礼仪。老毛奇元帅一生过得很节约,出差乘坐二等舱,随身自备口粮,孔子如果看到,会很欣赏这种“一箪食,一瓢饮”的清贫。与老毛奇、俾斯麦并列为开国三功臣的罗恩,他也没有多少家产,刚当上团长时,无力负担生活、社交开销。普鲁士参谋部多的是财力不济的军官,连哈登贝格(军事改革家,为战胜拿破仑奠定基础)和布吕歇尔(滑铁卢战役的普军统帅)高级别人士,也经常入不敷出。

俾斯麦有可能是欧洲生活最节俭的首相,官邸摆设简单,除了一张桃木桌子没有高档家具,室内装潢还不如一个法国省长的办公室。由于年薪只够生活成本的三分之一,除了红酒美食之外,俾斯麦再无其他奢侈爱好,首相夫人乔安娜常年穿着朴素老土的衣服,以致于拜访的来客误以为她是厨娘。

俾斯麦是德国最富有的容克贵族之一,但他对财富增值、贬值很敏感。纳税级别调高了一级,他都要斤斤计较。1870年在普法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刻,下议院正在清查国民税务,收入税委员会给俾斯麦的等级调高了一档,要交更多的税。首相连忙哭穷,称自己没那么多资产,还抱怨说,国家就是这么对待自己的功臣?

俾斯麦对金钱的焦虑感,源自于青年时代的挥霍无度,他曾经有过一段轻狂岁月,在读大学期间,每日鲜衣怒马,一副地主少爷做派,最后欠债累累。父亲拒绝偿还债务,俾斯麦颇为窘迫,抱怨说为了活下去,可以做任何事,甚至改信伊斯兰。

步入仕途后,俾斯麦的花销更大了,跟名流打交道,建立外交情报网,这些事情都在烧钱。布莱希罗德显示出一个优秀管家的素质,他为俾斯麦打理产业,收取庄园租税,投资股票基金,账户下拥有埃及、沙俄、墨西哥各国债券。等到首相辞职的时候,积累的资产达到了120万马克,足够退休养老了。

如果在一个法治完备国家,布莱希罗德仅仅是首相的私人助手,无权参与国家大事,然而普鲁士是宪政只建了一半的半成品,布莱希罗德有机会染指朝政,起到的作用堪比财政大臣。

1848年新政体是朝野妥协的产物,议会制度确立了下来,但不能彻底掌控政府,时常发生冲突。下议院多次拒不批准新税,以遏制王权。英国的查理一世遇到了同样的困境,选择蛮干硬来,取消了代议制,结果引发革命。威廉一世足够幸运,有俾斯麦这等谋臣。

首相一方面跟议会保持冷战,另一方面开辟新的财源,采取“曲线救国”的迂回策略。科隆―明登铁路是普鲁士最早兴建的铁路线之一,俾斯麦打算出售铁路股份以获利。

铁路在19世纪是大宗财产,清政府没经过四川绅民同意,出卖铁路的权益从而激起保路运动,而保路运动促成了武昌起义的成功。科隆―明登铁路的售卖过程,牵涉了复杂的商业程序,需要有人来制定企划书、寻找市场买主、谈妥收益担保等专业问题,显然俾斯麦没有生意头脑,具体业务交给手下人处理。

布莱希罗德不辱使命,向私人财团成功出售股份,获得1000万泰勒(当时的德国货币)的补偿金和400万泰勒的可动用保证金。有了这笔钱,普鲁士政府不仅免于破产,还可以大展身手,有所作为。

1866年普鲁士跟奥地利一决雌雄,萨多瓦会战(普奥战争中的决定性会战)是军事上的奇迹,更是财政上的奇迹,俾斯麦政府在没有加税的情况下,筹集到军费,钱正是来自科隆―明登铁路那次出售项目。

经过此事,布莱希罗德获得重用,活跃于德国政坛。他帮助建立帝国银行,反对金本位,布置海外投资格局,布莱希罗德的金融手臂越过了德国,伸向罗马尼亚、土耳其。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在外交报告里,把他描述成“俾斯麦的密友”,唯一敢向宰相说真话的人,法国总理儒尔·费里称他是“老鳄鱼”。没人敢小觑他的力量,尽管布莱希罗德没有一官半职。

普法战争的战后谈判中,德方开出了60亿的天价赔款,法国代表抗议道,这个数字大到无法计算,即便有人从耶稣时代开始一法郎一法郎地数,他到现在也数不完60亿。俾斯麦则回答,我已经带来了一位从创世时就开始数钱的专家,即布莱希罗德。这句话暗含宗教典故,透露出布莱希罗德作为犹太人的民族特性。

长久以来,犹太人在德国处于二等公民的境地,他们长期操持金融业。农民们觉得欠德国银行机构是羞耻的,但欠犹太人就不怎么羞耻,他们本来就是群放高利贷的寄生虫。

犹太人进入现代社会后,开始从事体面的中产阶级职业,有当律师,有当医生,有当记者,但很少有人进入政界,普鲁士没有犹太人省长,没有犹太人将领,布莱希罗德极度渴望融入容克们的生活。1872年,威廉一世论功行赏,册封他为世袭贵族,名字中可以加入“冯”,布莱希罗德是唯一受颁铁十字勋章的犹太人。

饶是如此,上流社会对这个新晋贵族充满轻蔑,俾斯麦作为布莱希罗德的恩主,也可以跟他保持距离,很少公开表彰他的功绩。俾斯麦的第一卷回忆录里,从头到尾没有提到布莱希罗德的名字。


反犹主义毫无疑问要负首要责任,而德国的宪政机制有更大的责任。只有议会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首相的私人管家才可以影响权力运作,俾斯麦喜欢任用些地位卑微的人物,给他们巨大的职权。

建立社会福利体系,由贸易部的一个小公务员,汉诺威的天主教徒西奥多·罗曼办理业务。关税改革事务,诸如制定统一的货币、度量衡、汇率结算,由鲁道夫·德尔布吕克处理,他从未担任过部长,不向议会负责。俾斯麦甚至任用了叛变革命的前社会民主党人,管理总理府的文秘工作。

没有根底的政治新手,更容易受俾斯麦个人控制,而说到底,德国的宪政结构有缺陷,宰相也不过是皇帝的雇员,而不是民选议会最大党派的领袖。后来新皇帝威廉二世解除俾斯麦的职位,他毫无还手之力。

政界的后台倒下,布莱希罗德本人随之落寞,而且在经济领域,他的地位也大不如前,股份制银行和工业巨子迅猛成长,克虏伯军工集团的估值超越了布莱希罗德。

布莱希罗德晚年的精力放在了慈善事业,为国内外的犹太人权益奔走,1893他患上水肿病去世。高官、国际商界代表和外交使团均出席了葬礼,新闻界对他的评价是:“德国最慷慨的人之一,最崇高的慈善家”。


文/柳展雄

平成末年风月

刊登于《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