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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城市有性别,它是男的 | 界面新闻

文章来源:文章来源 抓取时间:2018-12-27 15:00:17 浏览量:25 作者:尘世万相 返回文章列表

你的城市有性别,它是男的

“告诉你一个城市的秘密,”她说,“它跟伊芙·恩斯勒(Eve Ensler,美国知名剧作家、女性主义者,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以《阴道独白》一剧而闻名——译注)所说的女性元素(feminine cell)有关。”

那是2016年的秋天。我跟她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简称“Habitat III”)上相识,这个大会是近二十年来最高规格的全球城市发展会议。思考了一星期城市发展大计后,我们发现彼此的交流方式就跟奔波一天之后在劳累而繁忙的夜晚闲聊的陌生人差不多。

“什么是女性元素?”我问道。

“同情心(empathy)。它是对人类体验的尊重。它要求你留意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用的空间及其与大众的关系。”

图片来源:iofoto/Shutterstock

在从事有关城市能源足迹削减(energy footprint reduction,“能源足迹”为生态学术语,用于描述和分析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能耗及其对环境的压力,主要透过测算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的占用来刻画城市能耗——译注)的博士后研究的第二年,我才开始注意到社会正义和城市体验的关系,以及让城市可以“打勾”的根本原因。

“我的城市总是在寻求解决方案,”她继续说道,“那里没有‘场所’(place)。只有许多个点以及连通它们的路线。”

美国现在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节骨眼上。以往被认为不会受到报复的强势男性最近纷纷因越轨行为遭到曝光。在一种物化女性蔚然成风的文化里,此类行为长期以来受到容忍,如今是重新思考它的时候了。

这让我想起了两年前在基多的那段交谈。

当我们反观自身文化时,为什么只着眼于行为?检视我们所处社会的“硬件”也正当其时。我们建造的一切基础设施——马路、楼房、公共空间、钢筋、水泥、混凝土——也蕴含着一整套的价值观。对一个社会乃至于文明而言,这些价值观是否是我们真正希望去实现的?

我们建造的城市没有给予每个人完全平等的出入权。一个明显的相关案例是:轮椅专用斜坡的有无。但即便是健康、活跃的居民,也可能因性别而没能享有全部的出入机会。譬如,男人一般不会认为灯光暗淡的“酒吧一条街”是城市里不安全或不可进入的区域。对女性来说,在午夜之后鼓起勇气进入类似的街道,则有迥然不同的意义。与高级别的游戏玩家类似,男人可以轻松去到城市或乡镇里的大部分地区,且在相当程度上不受昼夜时间限制。一项在欧洲的调查发现,针对女性而言,有30%的身体暴力和16%的性暴力都发生在酒吧、俱乐部、迪厅以及其它一些公共场所——那些地方是女性必须提防的,对她们在城市里的出行路线也有莫大影响。

接下来是车辆的问题。郊区的随意延展(sprawling)在美国城市景观里屡见不鲜,单单依靠步行几乎不可想象。在许多大都会里,不少地方若没有车,根本无法安全抵达。假如你住在休斯顿或凤凰城而又没有车,那光是买个面包都需要横穿没有人行横道标志的马路——许多街道甚至不设人行道。这种以车辆为中心的规划令女性面临双重不利:她们在前往诸如此类区域时将会面临更大风险,而性别间的收入差距又让她们更不容易买车和养车,这就导致了詹姆斯·霍华德·昆斯勒(James Howard Kunstler)所称的、女性尤其难以进入的“全国性汽车贫民窟”。

最后,城市本身的规划也值得商榷。郊区对于许多随意延展的城市而言乃是标志性的,大部分美国城市就是如此,这令它们相当不适于进行健全的社交活动。二战前的城市规划一般也就把砖头砌到一个人那么高,战后美国郊区则迥然不同。“发展型城市,”如著名城市学家尼克斯·萨林加洛斯(Nikos Saligaros)所言,并非“生态友好型的”(biophilic)——它不照顾人类的体型,也不考虑人类的视觉、触觉或基于人类自身尺度的感受。郊区的别墅乃是一系列房间的组合,每个房间都有电视,居住者对其隐私具有全权。一家人真的该这么住吗?郊区或小镇是由一系列公路连接起来的点。大楼(为它默哀)已不是社区活动中心,而是商业机构。市政厅是官方建筑,而非会面的场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缺乏,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社群的缺位。在组织的每一个层面,城市的美学首先告诉我们的都是:我们在社会意义上是孤独的,接下来,其物理结构则加强了这种对孤独的确认。我们活得就跟心理学家斯金纳(B. F. Skinner)训练笼子的老鼠一样,如此规训的结果则是感官性剥夺(sensory deprivation)。我们在郊区居住,在市中心工作,工作场所大多是以白色或银色幕墙为外表的后现代或极简主义建筑,令人沐浴着一种由社会繁荣带来的满足感,而这一切又带来了异化(alienation)。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城市的人均经济总产出尽管非常可观,但却始终难以在全球宜居性指数上占据高位。2017年,在美世(Mercer)全球城市生活质量调查中,名次最高的美国城市为旧金山,仅列总排名第29位。

这一郊区异化是否是一种性别化的(gendered)体验?一般而论的异化确实被认为是一种性别化的体验,尤其在青年人当中。城市规划专家雅斯敏·比比琼(Yasmina Beebeejaun)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追究的问题。“性别在有关城市形态的理论和实践中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她写道。以车辆为中心的发展不仅影响了女性的出入机会和安全,也左右了她们看待自己以及被他人看待的方式。家庭法教授卡罗尔·桑格(Carol Sanger)1995年写道,“汽车强化了女性的从属性地位,且令这种从属日常化,甚至透过两类细微但却不难想见的机制而进一步显得顺理成章:增加女性的家庭义务并把女性和车的关系性别化。”与区分商业区和居民区的物理边界类似,延展现象也强化了由我们的社会角色所设定的边界。特定的时间必须用来从事特定的活动,譬如去学校接孩子或者去菜市场买菜。一座城市本应促进有机的社会交往,但却在这里失落了。甚至于在专门安排给社交活动的时间里,它也迫使女性忙上忙下,非得把备忘录上的琐事做完才行。当各种活动在空间上被隔离开来,我们的身份也随之分裂为诸多角色,完全没法全身心地投入任何事情。异化正是这样产生的。在城市里,与男性相比,女性在物理意义上的可出入性受到了更多限制,对其角色的指定也更加严格。

这并非是说男性就不受萨林加洛斯所称的“无网络城市”(non-network city)的影响。一系列研究表明,男性的社会网络对其连接感的影响比女性更大。对女性来说,少数特别亲密的朋友对她来说可能就已经足够了,男性则不然,朋友越多,他的主观重要性就越强。人类学家克里斯汀·阿维内利(Christine Avenarius)发现,在第一代移民中,相较于女性而言,男性更倾向于在把家搬到美国郊区之后“哀叹获得荣誉或社会认可之机遇的丧失”。无网络郊区在硬件上就彻底消灭了公共空间、自发的社交活动及公共服务,令建立朋友圈变得难上加难。

但即便男性在上一个案例里受影响比女性更大,在某种意义上,女性也仍会成为最终的受害者。

在学术文献里,孤立与侵犯女性之间的联系兼有理论和经验上的证据。心理学家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l)在1980年代后期提出了一套理论,认为男性当中社会亲密性(social intimacy)的缺失会让侵犯性行为增多。在亲密伴侣之间的暴力案例中,研究也发现了社会孤立程度与暴力发生率之间有正相关,郊区更加强了这一效应。

上述一系列因素形成了一种极为有害、难以节制的侵犯循环,且大多指向女性。第一层对女性自我的侵犯来自城市的物理空间,它压抑激情、强加角色且剥夺了建立健康关系的契机。接下来则是身体暴力,城市公共空间的消亡是其导火索——散步怡情的小道、城市中心、商业街。尽管许多城市设有公园,但女性和穷人却难以进入;这样的娱乐-社交分区模式对城市生活中不堪忍受的异化感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余下的通常只有黑暗而空洞的小型空间。空间的性别化反映了我们的偏见以及我们对自身的恐惧,这进一步强化了我们的既有角色,成为城市暴力的温床,令袭击变成家常便饭。

全球范围内的城市目前都开始更多留意女性的体验。在瑞典,于默奥(Umea)建立起了对女性较为友好的公共空间,这是以前的女性享受不到的。在负责性别平等的官员的推动下,于默奥的市议会在2011年正式确立了性别平等战略,旨在构建“令男性和女性、男孩和女孩可以有同等力量来形塑社会与自身生活的环境”。于默奥的滑雪公园就透过一个名为“滑雪吧,女孩”(You skate girl)的组织来吸引女性滑雪爱好者。公园周边安装了路灯,并根据安全性和可出入性的标准来对城市里的隧道和通路加以改建。一处原本无光、女性大多不敢在黑暗中等车的公共广场也装上了灯,巨大的新标志上借用了电影《辣身舞》(Dirty Dancing)里的台词:“没人会把宝宝放在角落里。”

瑞典的其它地方亦然,譬如卡斯克罗纳(Karlskroga)就发现,哪怕仅仅做一些诸如清扫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上的积雪之类的简单工作,也可以提升女性的出入便利度,毕竟女性骑车和步行的几率比男性高。“社群发展专员曾讲过一个笑话,称至少扫雪这件事是不涉及性别的,”这里引用的是卡斯克罗纳的性别平等顾问的话,“但后来他们又推敲了一番并留意到,扫雪说到底并非与性别无关。”在卡尔马(Kalmar),得知不少女性因安全考量而回避在夜间乘坐公交车后,公交运营决定提高下客频率,以便令乘客可以更快抵达终点。在哥德堡(Gothenburg),市公园公司注意到不安全性是影响城市女性出行的最主要障碍,遂决定拆掉水泥外墙,代之以玻璃幕墙并安装了路灯。简单的改变确实可以带来巨大的进步。

这些例子都不是美国的,或者说不来自随意延展的城市。但它们显示了对城市规划加以反思的力量。北美大陆近来也有国家采取了类似的措施。2015年,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对其全新的性别战略的目标有如下诠释:“在发展和执行新政策的过程中要将性别视角列入考量。”这句话进入了该市的战略规划文件——然而事成之前也有过激烈的争论,且遭到了在该市服务时间最长的政治家的反对。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在谈论此类话题。诸如伦敦这样的讨论和争辩,通常预示着基于数据的分析和行动。有时它会花上几十年。有鉴于此,城市复杂性(urban complexity)研究理应继续追随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这位伟大的城市理论家及其1961年的成名作《美国大都市的死与生》——同时不要忘了该书作者的女性身份。

本文作者Fouad Khan拥有城市管理科学与政策的博士学位,曾在世界银行、联合国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处工作,现任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Springer Nature)副编辑。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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