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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县城的GDP抵三个老挝,它是怎么崛起的?

文章来源:文章来源 抓取时间:2018-12-22 09:11:52 浏览量:56 作者:茂林之家 返回文章列表

美的、格兰仕、科龙、顺丰、碧桂园等,这些现在耳熟能详的品牌都诞生于顺德。


顺德拥有规模超10亿元的企业40多家,还有一批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影响力的“隐形冠军”企业,顺德是如何做到的?



文|身边君

首发|身边的经济学(微信ID:jjchangshi)


一,  “偷渡外逃”

 

1978年,广东的宝安县就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而关注点在于这里日趋严重的“偷渡外逃”现象。

 

据统计,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发生偷渡外逃56.5万多人次,逃出14.68万多人;到了1978年,由于香港经济持续性发展,内地人生活水平与香港的差距越来越大,于是在1978年到1979年上半年,出现了最为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

 

1977年,邓小平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时就指出:“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了。”

 

与改革开放之后珠江三角洲各地想方设法让居民更加方便的来往港澳情况完全相反,在此前相当长的时期内,公安部门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想方设法阻止内地居民去港澳,也不让港澳居民来内地。

 

1979年6月,习仲勋在惠阳地委反偷渡会议上讲到,“广东群众偷渡外逃到港澳,这是广东的一个特殊问题,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当时很多人吧偷渡问题看成是敌我矛盾,忽略了背后的经济因素。而只要思想解放了,观念变革了,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20世纪80年代后,偷渡潮几乎在一夜之间,如潮水般退去。

 

政策放宽了,土地承包了,农民看见希望了,这条高压线也就不值得再去触碰了。

 

于是,一批又一批的港澳同胞跨过往日戒备森严的边防线,走进了深圳、东莞、广东,走进了顺德。

 

这些曾经跑出去的人们又一次归来了,他们两手空空的偷渡而去,却带回了顺德发展的新希望。

 

他们不仅带来了资金和设备,也带来了订单和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背后庞大的国际市场和城市的国际贸易平台与信息渠道。

 

在东莞,曾经大约有20%的青年偷渡到了香港。

 

一位原公社党委书记说:“我们现在对他们另眼相看。”十年前,他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防止偷渡和拘押偷渡犯,十年后,这位书记成了县政府官员,职责是联系以前偷渡到香港的人,鼓励他们回来投资。

 

二,归来“英雄”

 

顺德与东莞不同,由于距香港更远,偷渡出去的人没有那么多,但顺德是著名的侨乡,全县共有华侨与港澳同胞近40多万人,而当时顺德全县才有80万人口,华侨与港澳同胞几乎占全县人口的一半。

 

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20世纪60年代以来,顺德许多归侨和侨眷因为“海外关系”而受到污蔑和迫害。

 

因此,顺德成为了广东省内最早落实侨务政策的地区之一。

 

1978年,顺德县委组织当中烧毁了干部 “海外关系”登记表,重新宣传“一视同仁”的政策。并积极落实巧华房屋政策,退还和赔偿华侨房屋财产。

 

这个消息,极大地激发了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支持家乡建设的热情。他们在顺德办了许多“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

 

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

三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

 

截至1991年,顺德的三资企业共636家,实际利用外资2.17亿美元。



 

同时,港澳和海外乡亲的捐款,为顺德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截至1991年,全县共接受海外乡亲捐款3.72亿港元,用于教育、医院、公路、桥梁等方面的建设。

 

由于捐款解决了燃眉之急,顺德县政府才能集中更多的财政资金修筑“五路八桥”等更大的工程,修建了全国第一座县级公路立交桥,成为当时全国公路网最密集的县,拉开了城乡一体化大幕。

 

顺德的崛起,和这些归来的“英雄”密不可分。

 

三,敢为人先的顺德人

 

如果说顺德有什么特点能让这个小县城从中国2000多个县城中脱颖而出,那就是顺德人最“可怕”的地方——敢为人先。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来一补”,到后面承担整个广东省的改革试点。顺德人很敢,顺德的政府官员更敢。

 

历史上,顺德因为人多地少,很早就开始了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性农业发展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在清宣统年间,仅顺德的产业工人总数已超过上海,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方。

 


顺德人这种“离土不离乡”的特点,将在以后乡镇企业的崛起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空间上,顺德与北京相距2000多公里,而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北京的声音总是能以最快的速度变成这片土地的生动实践。

 

1978年底,18位小岗村农民在包产到户的“生死状”上按下红手印的时候,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定,包产到户终于从偷偷摸摸的行为变成了公开行为。

 

事实上,顺德包产到户的时候,上面还没有政策,真正符合顺德的政策要等到1982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后才能名正言顺。

 

而顺德的群众早早就进行了静悄悄的探索。

 

1979年春,大良公社逢沙大队兆一生产队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紧接着,永丰生产队也实行了包产到户。


对这种完全违背政策的做法,顺德县委县政府不仅没有及时制止,反而进行了表彰和推广。

 

平均主义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而包产到户后,农民有了自主权和经营权,积极性也如原子弹爆炸般爆发了出来——每亩鱼塘从产鱼300公斤提高到一两千斤。

 

1978-1989,仅仅用了不到12年的时间,顺德就完成了初级工业化,从一个农业小县变成了工业大县,顺德占据了全国十大乡镇企业的半数以上,成为全国最大的家用电器和全燃气具生产基地。

 

四, “先拆庙后搬神”

 

改革开放以来,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顺德乡镇工业产值每隔两三年就会翻一番。

 

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顺德以不到全国万分之一的面积,创造出来全国16%的品牌。

 

1980-1989年的10年间,全县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例从7:3变成了9:1。如果从1978年算起,仅仅用了12年时间,顺德就完成了初级工业化,从一个农业小县变成了工业大县。

 

正是以这样的速度,顺德从一个面积狭小的农业县,迅速跻身于全国百强县行列,成为赫赫有名的“广东四小虎”之一。

 

但辉煌的背后,却埋藏着深深的隐忧。

 

以公有制为主、工业为主、骨干企业为主为特点的“顺德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极大的发挥了政府统筹的优势,也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让顺德经济实现了腾飞。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优势变成了劣势。

 

由于“顺德模式”最大的特点是政府主导,所以政府既是投资主体,也是为企业提供贷款的担保人,慢慢的“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债,政府负责”成为了普遍现象。久而久之,政企不分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往哪里走的问题,困扰着顺德和整个中国。


 

困境背后,是产权制度改革。产权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必须跨越的一个“雷区”,而顺德则是第一个闯入这个“雷区”的先行者。

 

由于产权结构关系到所有制结构,而所有制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作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姓资”还是“姓社”?


1992年,顺德迎来了一个好时机——1992年春天的邓小平南方谈话。

 

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不仅提出“姓资姓社”的关键在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并对广东寄予厚望,希望广东继续发挥龙头作用。

 

于是,顺德又成了综合改革试验县,并于1992年3月撤县建市。

 

撤县建市,对很多地方来讲,是增加机构编制的好机会。而顺德人却掀起了规模宏大的机构改革。党政机构从56个精简为29个,各部门内设机构减少了125个,机关工作人员从1200减少到900多人。

 

这场改革,顺德人称其为“拆庙搬神”,其目的是政企分开,实际上就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产权。

 

用时任市长冯润胜的话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改革。政府职能改革不是单纯精简机构和公务员,而是要让政府机构通过改革来适应经济形势的需要。”纵观许多地方机构改革,大多限于“精简—臃肿—再精简—在臃肿”怪圈。

 


于是顺德人反其道行之,先精简机构,再转变职能,让政府从沉重的企业经营活动中腾出手来,把主要精力转向了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办事效率上,形成了“政府造环境,企业闯市场”的“新顺德模式”。

 

改制后,很多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很多企业设立了研究所和技术开发中心,科技水平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1997年,顺德以一县之力在北京举办了轰动一时的“顺德名优产品博览会”,人们发现这个人口只有100万的县级市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

 

仅1996年,顺德便生产了全国37%的电风扇、22%的空调器、20%的电冰箱、52%的电饭煲、44%的微波炉……“家电王国”的名声从此不胫而走,响彻大江南北。

 

五, “最好的农村,最差的城市”

 

1999年7月,顺德北广东省委政府确定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试点市”。截止1998年底,顺德的GDP达到259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53.69倍,年均递增16.3%。

 

经过7年的综合改革,顺德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经济和社会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具备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

 

然而,与各种各样的经济目标相比,对于顺德来说,城市化是一个最具挑战性的目标。


 

从农业县起步的顺德,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实现了初级工业化,但在起步阶段,仍以乡镇企业为主,村级工业园无序发展,挤占了大量的集体用地,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工业园区。

 

到1999年,顺德城市化率只有32.6%,比1992年撤县建市时仅增加了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经济总量却增加了三倍多。

 

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巨大反差,让人们戏称顺德为“最好的农村,最差的城市”。

 

2002年,经国务院批准佛山行政区划调整,顺德撤市建区,顺德面临了新的拐点。

 

2004年初,《佛山市城市发展概念规划》公布,确定“2+5”为主题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伺候,广珠西线、佛山一环相继开通,顺德终于结束了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进入高速时代,积极融入广佛都市圈和珠三角城市群。

 

2006年年底,顺德国内生产总值一举突破1000亿元,成为全国第一个GDP超千亿元的县级区域。

 

2009年8月,广东省委政府正式批复,同意在维护顺德区目前建制不变的前提下,除党委、纪委、法院等需要全市统一协调管理的事务外,赋予顺德区在其他所有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地级市管理权限。

 

随后,顺德就进行了一场“最大胆”的“党政大部制”改革,前后只用了2天时间,很多局长也是在会场宣布后才知道自己被“改革”了。


 

顺德的这场大部制改革,被媒体称为“石破天惊”的一次改革,顺德总是走在改革前面,20多年来顺德都顶住了,这次也不意外。

 

2009年11月,顺德16个新部门按照省委要求开始启用新公章。一边调研,一边改革。经历了调整、完善和反复,历时8年,顺德终于在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迎来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

 

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的顺德,无论是规模、发展复杂性上还是所面对的挑战,都在发生着变化。而顺德人以其智慧和超前的改革眼光,总能在改革的道路上先行一步。

 

40年间,顺德这个小县城,成了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最佳样本。从“高速度”到“高质量”,顺德的价值,不仅是贡献令人惊讶的GDP,更是贡献基层政府的智慧和商业智慧。

 

改革还在继续,“可怕的”顺德人又将会创造什么奇迹?未来又将有哪里会出现“顺德人们”的改革身影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为作者独立观点,且不构成投资建议。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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