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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大学》与现代大学、批判精神

杜维明:《大学》与现代大学、批判精神

2012年11月25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杜维明(第58期讲堂嘉宾)做客文汇讲堂,主讲《仁的反思:面向2018年的儒家哲学》

今天所讲的“大学”,不是university的大学,而是“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的“大学”,所以是一个历史的回顾和未来的展望。

全球视野中,现代大学该具备哪些传统

在这个视野上,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大学的传统。这个“大学”不仅是文本,也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这个“大学”的理念。中国传统的大学指从早期的政府发展出来的官学,有太学、国子监,一直到元代时的成均馆(韩国现在仍有);而在西方现代大学出现后,也一直在探究大学理念。所以今天的讨论以中国传统为主,并配合着德国英国的各种大学的传统。

大学是什么?特别是二十一世纪,没有人质疑的是大学首先必须为社会服务,social service。社会的含义很广,包括企业,包括政府,包括民间各种组织。如果起不到服务社会的作用,那这个大学不应该存在。从国家来讲,何必花纳税人的钱来支持大学?这个无可争议。但同时又非常现实而且非常不正常。

基础学术研究的传统来自德国大学:只为追求真理,如量子论研究

在传统的中国,或者在传统的西方,除了社会服务之外,大学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个是做基础学术研究,这确实很接近今天的大学。这个传统来自德国,十九世纪几乎有名的大学全在德国,美国唯一的两个学校,也都受到德国的影响。当时这些常春藤联盟,都是训练培养教职人员的,所以要学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没有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大学。那时代大学的代表就是洪堡大学,北大也是受洪堡大学的影响的第一个研究型大学。西方在德国才有Seminar的概念,我们今天泛称席明纳,席明纳是费孝通翻译的,“席”是席地而坐的“席”,“明”是越辩越明,“纳”是海纳百川的纳,所以叫“席明纳”。我最近把那个席字改成学习的习。Seminar的意思就是要出成绩,出学术成绩。而这个学术成绩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任何社会贡献,但是它是真正为追求真理而研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础研究。比如,尼尔斯·玻尔的量子论研究,从哥本哈根学派出来的时候真是任何用处都没有,只是追求真理。没想到,一两百年以后,整个世界因为量子论而改变了,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假如不做基础的科学研究,那就不是大学,这是德国当时的一个观点,柏林大学、洪堡大学,包括后来的芝加哥大学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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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西方基础学术研究大学的代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

第二个作用是文化传承。对于大学的作用,社会科学倾向于忠于社会,基础科学会说做基础研究,那么人文学科来就会要纯净文化。只有大学才有最好的图书馆,才有一批人通过精细的考据来研究一个字应该怎么念,一句话应该怎么理解,这些都是普通完全不会去了解的。这个传统以前在修道院,即基督教的神学那里完成,现在留给现代大学了,就是文化传承。

培养人才,即“养士”和培养批判精神是大学的另一层任务

第三项任务,就是要培养人才,中国的传统叫“养士”。什么叫人才?绝对不可能就是专才。大学到底是培养人呢,还是学做人呢,还是像职业训练所一样培养一批有特殊专才的人?很明显,university的观念不同于professional school,职业训练所训练的专业人才和大学培养的人才是不同的。大学培养的人才不仅仅是专家,而是一定要有领袖才能,也就是说能够让学生全面发展,这才是大学的传统。其实现在美国值得中国借鉴的不是常春藤联盟的那些名校,也不是很多州立大学,而是精英小大学,liberal arts college, 就2000人。有名的精英小大学,在国内大家都不太知道,但是在国外影响很大,因为美国的精英,严格地说,大多数是来自于这些学校,哈佛最好的研究生也就来自于这些学校。那些大学里面有好多老师,他不要出版,他不要发表论文,不要成为大学者,他就是一个好的教授,他的目的就是教大学生。在英国的牛津和剑桥,这个传统还在维持。在很多美国的好大学,他们的学生都住在一个校区,如同现在的香港中文大学,像新亚书院、崇基书院、逸夫书院也用这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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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制度是香港中文大学独特的一种制度,现有成员书院为:崇基学院,新亚书院,联合书院,逸夫书院,善衡书院,晨兴书院,和声书院,伍宜孙书院和敬文书院。图为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

第四点,在儒家的传统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学是培养批判精神的,这批判精神不仅是政治批判,也包括文化批判、社会批判。批判精神不可能出自政府本身,也不可能出自企业界出自媒体,而是一定要出自大学,大学没有批判精神就不是大学。

所以一个现代的大学除了作为一个能为社会服务的单位以外,它要能够继承传统,它要做最基础的学术研究,它要培养人才,而且一定要有抗议精神。

《大学》三纲与现代大学的使命

我觉得《大学》这个文本的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对现在大学理念有启发意义。

“大学”要培养自我人格、为所有人、有终极关怀

现在的“大学”,如果要面对未来,第一个就要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格。明明德的意思是修身,人要站得起来。我说培养学生就是培养一批有志趣,能够站得起来的人。也就是孟子所谓的“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可夺也”。他要做第一等的人,而第一等的人就不是一个专家学者、一个政治人物,不是一个职业,他要做一个能够自己继续发展的人。所以第一个,是自我人格的建立,这个是核心。

第二个,新民。我们不管讲新民还是亲民,就是它的社会性。我们现在越来越讲民本,《孟子》就很强调民本。它的社会性就是为了所有的人,不是为了少数的精英,不是希腊哲学,不是希伯来的神学。我们是“无恒产而有恒心”的人。我们的工作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阶层的利益,为了职业的利益,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这就是新民和民本。

第三,“止于至善”的最高的理想就是精神性,也是终极的关怀。我们人之所以成“人”,它的终极意义是永恒的。这就是儒家的宗教性。以前傅斯年做台湾大学校长的时候规定《孟子》是大一国文,所以他说过“没有念过孟子的就没有资格做台大人”。我们现在在北大推进念《大学》,听说大概百分之五的学生听说过这个“大学”,就是好几万人就没有听说过。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几年前跟我说,他问十几位大陆的理工人才,“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朱熹,没有,我们知道谁是朱德;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理学,没听说过理学,我们知道物理学。”我想,听过孔子孟子的有,听过董仲舒的就少很多,听过朱熹的可能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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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唯心主义哲学家

从孟子的视角来看,任何人要有主体性、民本、历史记忆和千秋万世观念

不管怎么样,我认为从孟子来看,任何一个人应该具有以下的几种资源:第一是主体性,也就是孟子所讲的“先立乎其大者”,也是陆象山和阳明讲的“立志”,一个大学生作为精英,他有为自己创造充分发展的条件的义务和责任。第二是民本,他的服务的对象是所有人,不仅是中国人。第三要有历史记忆。孟子讲私淑孔子,就是有很深厚的文化渊源,也就是历史记忆。我觉得我们训练大学生,特别是中国现在的大学生,要让他有敬畏感。在中国传统里,天地君亲师,有对天的敬重、对地的敬重、对国家的敬重、对真正的权威的敬重。不是一般的权威,而是对于父母,对于师长。假如用日本神道教的观念,我们的敬畏感不仅对天地,对树,对草木,对石头,对美丽的环境,我们都有敬畏感,有一种保护的感情,这非常重要。最后,要面向未来,有一种千秋万世的观念。非洲有谚语:地球不是我们祖先传给我们的财宝,而是千秋万世的子孙让我们善加保护的资源。在孟子的学说里面,一直到后来发展到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的观念,为了千秋万世,不是为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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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传承自孟子。他认为知识资源是为了千秋万世,不是为了现在。

儒家与大学中的公共知识分子

对重要话题进行理性讨论并直接影响决策的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所必需

大学要培育公共知识分子,即Public intellectuals,在美国文化中有特定含义,这个观念在中国现在引起很多的争议。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媒体知识分子,不是网络知识分子。在网络和媒体上极有影响的人,严格意义来讲,在美国就不是Public intellectuals。因为公共知识分子有公共性,公共性是有很严格的规定,是要负责任的,如果照中国老传统说——事实上我觉得应该恢复这一观点——就是公论,要有公共的有理性的辩论和讨论,它要负责任,各种重要的题目都讨论,形式多样,也许通过网络,也许通过平面媒体、立体媒体,但这些观念形成以后,会直接影响政策,政策不能回避这些观点。这才是有公共性的东西,在中国很明显还没有出现。媒体知识分子很多,网络炒作很多,真正负责任的公共领域没有开创。而这个意义下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

参与政治会减少学术研究范围,所以,如韦伯这样的学者很了不起

如果要定义,需要如下条件:

第一,他要关切政治。这批人必须关切政治,现在专家学者越来越多,专家学者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性,就是不想介入政治。因为介入政治本身可能就表示你真正的学术研究受到干扰,学术的真诚打了折扣。在严格的学术界,你出名、畅销、成为公共人物,你学术的真诚、学术研究的范围相对减少,这个毫无疑问的。一大半好的学者,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是一直在从事他的学术研究,他不会管这些公共事务。可是公共知识分子不能不关心政治,所以在学术界只有一部分人会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绝大部分不能,而且最好绝大多数不要成为,只做学术研究。

第二,参与社会,注重文化,并对宗教敏感(Sensitive to religion)。特别在中国,中国的政治精英、学术精英因为太不理解宗教,很难进入国际讨论。在学术领域之外,还要关注公共知识分子的领域,这个工作非常艰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做了非常重要的考虑,在去世之前写了两篇大文章:《以学术为志业》和《以政治为志业》,志业叫calling,召唤,神的召唤,作为一个学者的召唤,或者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召唤。韦伯是一个有强烈的学术研究诉求的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他的心理张力非常大,影响那么大的人物只活了57岁。在19年中他都不能写东西,因为太紧张。所以他存留下的全部都是没有完成的东西。在西方的世界,在现代世界,知识分子做学术的同时,参与社会注重文化是一种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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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学术研究和参与政治是两条分途。

儒家传统一直要求知识分子参与社会,I and we同时出现

可是从儒家的传统看,这种选择的本身就违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要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关切政治,必须参与社会,必须要注重文化还要注重宗教,但是还要从事学术研究。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学术界这是你的附加价值。你不成为一个像样的学者,要扮演公共分子的角色,那就放弃了学术;但是你只做专家学者,就没有那个关切,在公共知识分子领域就失职了。这是儒家最基本的信仰。一个人从来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人,而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所以用英文考虑,是I and we同时出现,一讲I,我就想到是we,I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或者是一个孤岛。他一定要和其他人连在一起,人有社会性的一面,在保持他的主体性、独立性、个人的尊严的同时,他必须在这方面站起来。要为社会服务,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就出现了。

今天的Intellectual这一观念来自俄罗斯,在沙皇时代,你如果不反政府不反体制,就不是知识分子,所以到今天为止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是一定和政府划清界限的。这个传统直接影响到今天中国的年轻的一批知识分子,只要和政治有牵连你就失去知识分子的风骨了,这个不仅不现实,而且是完全站不住的,美国的知识分子,法国的知识分子,德国的知识分子,意大利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不是如此。

“士”的传统:在现实政治中对政治有所扬弃或提出理性批判

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正讲起来就是儒家思想“士”的传统,这个传统本身就一定要和现实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认同现实政治,用现实政治的游戏规则来规范,或者你对现实政治有扬弃的批判但是在现实政治之中,这之间的分别很大,所以中国长期不是儒法斗争,是有良知理性的知识分子站在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基础上对现实政治提出批判,还是利用儒家各种不同的象征符号,包括仁义礼智信的象征符号来为现实政治服务。最明显的就是董仲舒和公孙弘,公孙弘是宰相,董仲舒是大儒,董仲舒所代表的是知识分子的风骨,他讲的神学是限制汉代皇室,形成一个调控系统。而公孙弘独尊儒术就为汉武帝,为现实政治服务。所以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董仲舒是大儒,公孙弘是曲学阿世的腐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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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作为西汉丞相,主张利用儒家包括仁义礼智信在内的各种不同的象征符号来为现实政治服务。

今天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传统儒家的“士”最接近

为了现实政治放弃一切道德原则,只是为了现实政治而发言的这一批儒者,和有良知理性、对现实政治进行批判的儒者,在中国一直斗争到今天还没有结束,所以凡是有良知理性的学者,他很可能在政治上有很大的责任。比如讲在当代的知识界,了不起的思想家冯友兰,当他在文革写《论孔丘》时,他就不是知识分子,他就是“四人帮”的写手。他后来后悔了,说,“我真正的信念的是张横渠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放弃了斗争哲学,我讲和谐。”他要回到知识分子的这个传统里面。在我看来,不仅要对他宽容,还要了解他,因为他在学术和思想上确实有着很大的贡献。

今天知识分子的观念,在世界文明的传统中,不是希腊的哲学家,不是希伯来的先知,不是基督教的神父,不是佛教的和尚,不是印度教的长老,就是儒学的士,君子的士,就是孟子所代表的士。今天意义下的知识分子和传统儒家的士最接近。

北大面临的任务是重建文化传统和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

所以,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大学里,我们要重建一个文化传统,或者中华文化传统,有些就是重建经学的传统,这个工作非常繁重。从五四以来,从蔡元培开始就是要废除经学。儒家传统有对一个人的全面了解,比如说《诗经》就对一个人的感情的了解,《礼记》对人的社会性,《尚书》对人的政治性,《春秋》对人的历史性,《乐记》对人的美感经验,《易经》对人的超越的向往,这个全面性被打破,都要回到各个不同的领域,经过几十年以后的专业倾向越来越明显,整个传统就被解构。马一浮认为国学就是六经,六艺楷定国学,而且六经是和人类的人文学社会科学各方面都有关系的一种学问,他的这条理念正在重建。

其次,北大必须要继承“五四”的精神。以前的理念因为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那种反传统和反西方结合起来的非常不健康的情绪太强,在传统文化恢复的过程中,在重建经学传统的过程中,需要同时能够继承“五四”的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在自由民主人权方面的批判精神。

杜维明:《大学》与现代大学、批判精神

杜维明的领带上印着朱熹像,在身后的哈佛办公室里工作了近30年

来源:文汇讲堂

杜维明:《大学》与现代大学、批判精神

杜维明,男,1940年生于中国昆明,祖籍广东南海。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北京大学哲学讲席教授,哈佛大学研究教授、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国际哲学研究院院士,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主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 杜维明生于1940年,先后求学于台湾东海大学、哈佛大学,受教于牟宗三、徐复观、帕森斯等中外著名学者。1963年哈佛硕士毕业,1968年获哈佛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81年回哈佛大学任教,先后任东亚系主任、哈佛大学宗教委员会主席、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2008年,受北京大学邀请,创立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任院长至今。2008、2013年分别当选国际哲学会联会(FISP)执行委员、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2010年起,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 杜维明曾将自身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从学术起步到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他着重诠释儒家传统,确立了对儒家精神价值作长期探索的为学方向。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他的关怀重心在于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这一时期,他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传统与现代”“儒学创新”“儒学三期”“东亚核心价值”“轴心文明”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进一步拓展论说领域,更加关注“文明对话”“文化中国” “启蒙反思”“全球伦理”等问题。 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借鉴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方法,阐发了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勾画了当代新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在东亚和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从而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国际上最有前瞻性和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代表作有《中与庸:论儒学的宗教性》《人性与自我修养》《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