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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十个民国史上的“双十”,十个瞬间


 1 

 

1911年10月10日,武汉。


晚上7点的时候,熊秉坤听到营房里传来一声枪响。

 

那一枪,是武汉新军第八镇第八工程营二排的程正瀛开的,击中的,是二排排长陶启胜。

 

程正瀛之所以要开枪,是因为排长陶启胜发现他和班长金兆龙正在擦枪装子弹——在这几天,风传武汉城内的革命党人联络了部分新军士兵准备造反,所以枪和子弹是不准放在一起的。

 

陶启胜转身要跑出去告发,程正瀛抬手就是一枪,打中了陶启胜的腰部。

 

不光熊秉坤听到了枪响,第八营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和司务长张文涛闻声就冲了进去,结果被程正瀛和其他赶来准备起事的士兵全部击毙。

 

但是击毙了这批长官之后,士兵们就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了。

 

新军的这批士兵,确实收到了要“起事”的事先通知,但是前一天因为“共进会”的革命党人在汉口宝善里制造炸药时走了火,爆炸声引来了巡捕,起义计划被全盘泄露。

 

虽然革命党人将起义时间临时调整到了10月10日,却没有人给新兵营送去具体的起义时间——根本就没人打发令枪。

 

这时候,班长熊秉坤站了出来。

 

熊秉坤不是普通的班长,他是革命党人在工程八营的总代表。在这天早餐的时候,他其实已经串联好了准备参加革命的弟兄:“起义名册已经被收去了,反正是一死,晚上听到枪响,就动手!”

 

结果,这一枪却不是熊秉坤先开的。

 

但无论如何,这一枪已经打响了。熊秉坤索性就吹起了哨子要求全员集合——

 

动手了,开干!

 

随着这声枪响,武昌城内各个军营都开始骚动起来。各路起义军很快会合,占领了军火库,炮轰了总督府,一夜激战,占领了武昌全城。

 

一天后,汉阳起义成功。

 

两天后,汉口起义成功。

 

四十八天后,清朝内地十八个省,有十四个省宣布独立。

 

八十一天后,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宣布成立。

 

一百二十四天后,清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朝灭亡。


严格说,1911年10月10日发生的事,并不能算进民国史,但却是中华民国成立的必须前奏。


作为改朝换代的一个标志,中国人发现,他们第一次开始要有自己的总统了。


1961年10月13日,政治协商全国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熊秉坤(右)和溥仪、鹿钟麟(左)三人合影。鹿钟麟在1924年是北京警备司令,他奉冯玉祥之命将溥仪赶出紫禁城。

 

 2 

 

1913年10月10日,紫禁城的太和殿。


一大早,久经江湖如袁世凯,也感到有点紧张。

 

这一天,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也是他正式就职大总统的日子。

 

尽管袁世凯无论从能力还是从实力上看,确实是当时中国最适合当大总统的人选,但登上这个总统之位,却远非袁世凯当初想得那么简单。

 

就在四天前,关于大总统人选的选举就惊出袁世凯一身冷汗。

 

那一天,第一轮投票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下午3点才结束,袁世凯471票,黎元洪154票,段祺瑞16票,孙中山13票,康有为11票,汪精卫2票,还有一票投给了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梅兰芳。

 

按照规定,当选总统必须获得三分之二的选票,所以连饭都没吃的议员们只能继续投票。第二轮,袁世凯得了497票,还是没过到三分之二,还得投第三轮。

 

这时候,被袁世凯手下组织来包围投票现场的“公民请愿团”已经达到了2万人,一直在呼喊选袁世凯当选的口号。主持人宣布第三轮不许再写其他乱七八糟的名字,只能在袁世凯和黎元洪之间选一人。

 

结果,历经饥饿煎熬的12小时,议员们最终给袁世凯投出了509票,袁世凯终于当选。

 

紧接着就是10月10日的这场总统就职典礼。


举办典礼的地点,放在的故宫的太和殿。

 

踌躇满志的袁世凯,那天给参加典礼的所有人留下了两个深刻印象。

 

第一个印象,是当时所有的到会议员都是坐北朝南。要朗读宣誓词的大总统袁世凯,应该面向议员,面朝北面。

 

但是,袁世凯不肯,他坚持也要坐北朝南——皇帝都是这样面对群臣的。

 

结果双方争执不下,袁世凯最终和议员们并排站在一起,站北朝南,面对空气,宣读了誓词。

 

第二个印象,是清朝的皇室宗亲溥伦代表退位的溥仪宣读了贺词,而作为破除帝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做了一个意外的动作:下跪谢恩。

 

当然,当上大总统后的袁世凯,很快收起了下跪的温情: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国民党议员参与“二次革命”叛乱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

 

1914年1月10日,因为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超过半数,全解散后,国会已无法正常运作,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

 

1914年2月28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自治会和议会。

 

两年时间,从中央到地方,共和国所有的监督机关和立法机关,全部报销。


这是以“辛亥革命”功臣自居的国民党党员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袁世凯接见外国使节

 

 3 

 

1919年10月10日,上海的法租界。


孙中山在慷慨激昂地做一个发言。

 

在这份发言中,孙中山正式宣布:将原先的“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中国国民党”。

 

事实上,这已经是孙中山将这个政党第四次改组了。

 

这个政党的成立,自然要追溯到1894年。那时候,孙中山创立的这个组织,叫做“兴中会”,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但是,这个组织的总部远在檀香山,对中国影响力可以说近乎于无。即便后来孙中山将总部搬到香港,但依旧影响力甚微——整个组织的名望加起来,还不如孙中山一个人有名。

 

在不痛不痒了十年之后,孙中山终于下定决心,联合了在日本的黄兴、宋教仁领导的华兴会,章太炎、陶成章领导的光复会等大小革命团体,完成了第一次改组——联合成立了“同盟会”。相对于“兴中会”,“同盟会”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一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批又一批的同盟会志士仁人,不断用生命和鲜血践行自己革命的目标,在屡战屡败之后,终于在1911年换来了晚清帝国高墙的轰然倒塌。

 

但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同盟会”内部原先被掩盖的各种矛盾很快就激化了:有的人想加官进爵,有的人想功成身退,而有的人坐山观虎斗。这时候,站出来的其实不是孙中山,而是书生意气的宋教仁。凭借着强大的组织能力和信念,宋教仁联合了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等当时大大小小的党派,与同盟会一起合并改组,成立了“国民党”——这是孙中山的政党的第二次改组。


1913年,在宋教仁的操盘下,国民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一举拿下组阁权。但是,1913年3月22日在上海火车站月台的一声枪响,夺走了宋教仁年仅31岁的生命。被迫发动“二次革命”的国民党,被实力强大的袁世凯无情吊打,孙中山痛定思痛,在1914年决定将这个政党第三次改组——改为”中华革命党”。

 

但是,第三次改组却远没有前两次改组那样振奋人心,因为痛感多年来党内如同一盘散沙的孙中山,要求重新入党者必须向自己效忠,甚至还要立重誓,按指纹。这种介乎“帮派”和“独裁”的做法,引起了当时国民党内部的轩然大波,连孙中山多年来的革命老战友黄兴也宣布和他决裂。“中华革命党”最初入党者不超过500人,巅峰时期也不过1万多人。

 

1919年,随着“五四运动”带来的汹涌浪潮,孙中山看清了形势,终于决定第四次改组自己的政党。

 

这一次,他选择了之前的那个名字:“中国国民党”。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国民党。

 

这个政党,就这样在1919年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从广州到南京,从上海到重庆,从大陆到台湾。


而在登台的最初,他们成功承担起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孙中山

 

 4 

 

1926年10月10日,武昌。


李俊卿让人打开了武昌城的保安门。

 

李俊卿是吴佩孚麾下河南第三师的师长,他清楚地知道,打开保安门这个举动,就意味着投降——鱼贯涌入保安门的,是已经围城多达40多天的第四军。

 

确切地说,应该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他们有个统一的称号,叫做“北伐军”。

 

武昌城的攻克,标志着直系大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基本被全歼,这也让全力赶来增援的“东南王”孙传芳感到心有余悸,就连盘踞在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感到寒意阵阵——他们知道,接下来北伐军的目标就是自己。

 

无论是吴佩孚、孙传芳还是张作霖,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年前还弱不禁风的广东国民政府,为何在短短时间里就能迅速培养出一支士气高昂,战斗力剽悍的国民革命军。他们原以为,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广东的政权应该如同一盘散沙,树倒猢狲散才是。

 

但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班底的国民革命军,却以蓬勃的朝气,肩负全国百姓希望结束军阀割据的期待,在1926年7月9日誓师北伐,随即由南向北,一路风卷残云。

 

“北伐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由南向北的统一战争(另一次著名的统一是明灭元),那些之后影响中国数十年的人物,在这场战争中开始慢慢走上历史的舞台。


看看这些名字吧:

 

39岁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41岁的总参谋长李济深,33岁的总参谋次长白崇禧,31岁的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

 

一批当时基本都不到40岁的军长和师长: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第20师师长钱大钧,第三师副师长顾祝同,第四军第12师师长张发奎……

 

还有一批刚刚30岁左右的年轻团长:叶挺、薛岳、孙元良、蒋鼎文、蒋光鼐、蔡廷锴、卫立煌……

 

而北伐军之所以能一路势如破竹,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共合作。


在北伐军中,中国共产党人实际领导了全部政治思想工作,那些人的名字是:周恩来、毛泽东、林伯渠、张太雷、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李富春、聂荣臻、蒋先云……而李富春、朱克靖、罗汉、林伯渠、肖劲光等共产党员纷纷在各个军中担任党代表或副党代表。

 

那是一段可能后来国共两党都会感慨的岁月:


同一所军校毕业,同一个战壕御敌,同一个战场冲锋,为了同一个目标。

 

 


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

 

 5 

 

1934年10月10日晚,瑞金。


周恩来回望再三,翻身骑上了马。

 

这一天晚上,中央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机关直属队共8万多人,离开了自己的根据地江西省瑞金,准备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那一年,周恩来36岁,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

 

当时周恩来可能自己也不会想到,等待他和整个红军的,是一段前所未有的艰苦卓绝的行程。

 

而这段长达两万五千里的行程,后来被称为“长征”。

 

这次“战略转移”,原先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1934年的夏天,在经过惨烈的搏杀之后,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年仅27岁的博古无奈地发现,自己和德国军事顾问李德制定的防御战略已经完全失败。面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100万大军,放弃灵活战术而层层设防,正面拼死防御的红军已经失去了继续坚守的能力和机动的空间,再不撤退,整个红军就将面临灭顶之灾。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建党历程中遭遇的重大危机。然而,之后进行的“长征”,却也成为了这个政党体现自我纠错能力,展现顽强生命力的一个最佳范本。

 

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

 

在整个长征期间,中央红军一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整个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长征期间最重要的一次“战役”,其实发生在遵义的一间会议室。在这间会议室里,共产党之前错误的路线和战略被纠正,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被重新确立。

 

1935年10月,疲惫的红一方面军历经两万五千里,终于抵达了陕北。出发时近9万人的队伍,最终只剩下了不到1万人。

 

但周恩来却说了一句话:

 

“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留下树身和树根。”

 

历史证明,周恩来说的没错。


长征时到达陕北的周恩来

 

 6 

 

1935年的10月10日,上海。


刘长春在音乐的伴奏下,和其他运动员一起走进了江湾体育场。

 

刘长春参加的,是第六届中华民国全国运动会开幕式。

 

这届全国运动会,是整个中华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举办得最成功的运动会。

 

当时的运动会举办场所,是刚刚落成的上海江湾体育场,号称全亚洲最大。参加本届全国运动会的,一共有38支队伍,其中34支来自全国各省,另有四支是香港、菲律宾、马来亚、爪哇的华侨代表。所有的运动员和官员加在一起有2700人。

 

刘长春参加的项目是男子100米和男子200米。事实上,作为运动员,他登上过比这个更大的舞台——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没错,他是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

 

虽然刘长春在奥运会上的这两个项目都发挥不佳,但以他的实力,在国内夺得冠军是毫无悬念的。不过,对刘长春而言,感受最深的并不是运动员和金牌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国家体育和这个国家国力之间的关系。

 

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刘长春独自一人代表中国参赛,在海上漂了三个星期才抵达,站上场比赛的时候,脚步都是飘的。比赛结束后,他甚至没钱买船票,在华侨的赞助下才最终回国。

 

而1935年的这场全国运动会,看上去似乎是一次成功的盛会,中国人也可以自己举办自己的运动会了。

 

但是,在当时的时局下,体育传递的和平和友爱,却无法与现实所对应。

 

在这届运动会期间,每天到场观看的市民都不下十万人,但所有人对这届运动会最动容的,还是开幕式上的一幕镜头:

 

包括刘长春在内,来自东北省份的运动员入场时,是举着象征白山黑水的黑白旗入场的。

 

而他们身上穿的,是全黑的衣服。

 

那是孝服。


刘长春

 

 7 

 

1938年10月10日,东北。


在稀薄的晨雾中,冷云对着不远处摸向宿营地的日军,开了一枪。


她的这一枪,只是为了吸引注意力。

 

冷云是东北抗联第五军第一师妇女团的指导员。她所在的部队,是第一师的师部部队,大约100多人。

 

这一年的夏天,日本的关东军集结了伪蒙军和伪满军,开始对一直活跃在松花江下游的东北抗联进行“三江大讨伐”。抗联的第四、第五军损失较大,被迫向西转移。冷云所在的第一师师部,昨晚就宿营在乌斯浑河旁。

 

但是,一个叫葛海禄的汉奸,向日军通报了抗联战士宿营的位置。

 

1000多名日军和伪军摸上来的时候,其实冷云和身边7个妇女团的战友并没有被发现,因为女同志的宿营地和师部男同志的宿营地有一定的距离。但冷云看到敌人扑向的是师指挥所,那里有师长关书范和其他师部人员。

 

几乎毫不犹豫,冷云就向日军开枪了。

 

果然,日军以为自己中了埋伏,随即立刻向冷云她们的宿营地扑来。而师部的男同志们听到枪声后,也都惊醒了,开始突围。

 

师部的人顺利冲出包围圈后,听到冷云她们八个女战士在齐声喊:

 

“快往外冲,保住枪!抗战到底!”

 

一批战士想冲回去救人,但发现根本冲不回去。

 

包围圈越缩越小,冷云带着7个女战士边打边退,很快退到了乌斯浑河的河边。

 

毫无疑问,她们没有退路了。

 

此时,伪军开始笑着对她们喊话:“投降吧!皇军不会亏待妇女的!”

 

而冷云的回答,是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


趁敌人卧倒的机会,冷云拉着七名战友,唱着《国际歌》,手挽着手,走进了水流湍急、冰寒刺骨的乌斯浑河。

 

这八名抗联女战士的名字是:冷云,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安顺福。

 

其中冷云年纪最大,23岁。王慧民年纪最小,只有13岁。

 

冷云她们不知道的是,她们用生命救出的师长关书范,经此一战后信念崩溃,不久后就向日军投降了。


但冷云她们可以欣慰的是,整个东北抗日联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部队苦苦坚持了整整十四年,先后歼灭日伪军共18万,牵制日军兵力超过70万。

 

在最先沦陷的东三省土地上,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抵抗。


“八女投江”的雕塑

 

 8 

 

1945年10月10日,重庆。


张治中掏出钢笔,在面前的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张治中的身边,是王世杰和张群,他们此时的身份,是国民党的谈判代表。而坐在他们对面的,是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邵力子。

 

所以,他们签订的这份协议,自然不是普通的协议。它的全名叫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而我们更熟悉的叫法,是“双十协定”。

 

而促成这份协定最终出台的,并非台前的双方代表,而是幕后的蒋介石和毛泽东。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国的外部压力消失,而之前隐藏的国共矛盾再次浮上水面——在东北、华北及中原部分地区,国共两党的军队开始因为接管城市和接受物资而频频冲突。

 

在取得战略主动权后,蒋介石首先出牌:先后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进行和平谈判。

 

在蒋介石看来,这张牌打得有百利而无一害:发出邀请,证明自己希望和平的姿态。而毛泽东肯定不会来,那就证明共产党无意和平。

 

但出乎蒋介石和当时外界的预料,毛泽东居然真的来了。

 

在重庆,这对纠缠了十几年的“冤家”微笑着并排出现在记者面前,蒋介石亲切地称毛泽东为“润之”,而毛泽东礼貌地回应“蒋委员长”。

 

但在礼貌微笑的背后,是双方针对各自完全不可能趋同的立场,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谈判——整整谈了43天。

 

从公布的《双十协定》内容来看,国共双方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

 

承认和平建国方针,以对话形式解决争端,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主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施行“三民主义”。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制定新宪法。中国共产党承认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的合法领导地位。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有两个最核心的内容,这份协定一点都没有触碰——说明双方根本没达成协议。

 

一个是军队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大约拥有120万人的武装,但蒋介石给出的极限是:缩编为12个师。

 

一个是根据地的问题。蒋介石要求共产党上交在抗日战争中在敌后建立的全部根据地。

 

而这两个关键点如果双方没有共识,那么这份协议其实没有任何约束效力。

 

事实上,双方也都清楚这一点。

 

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方面都占有极大优势,他愿意和谈,只是为了应付一下美国人以及国内和平人士的压力,以及为接下来的决战争取时间。而让坚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交出中共的军队,也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在双方谈判期间,国共双方为了争夺谈判桌上筹码的大小军事冲突就没有停止过。1946年6月,认为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蒋介石轻松撕毁《双十协定》,开始大举进攻中共军队,内战终于全面爆发。

 

而作为《双十协定》签字代表之一的张治中,是非常不愿意看到国共内战的。但他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签订协议的短短四年后,他就又要作为国民党代表,飞到北平与共产党再进行一次和谈。

 

只是那一次,就远没有这一次那么从容了。


重庆谈判中的蒋介石和毛泽东

 

 9 

 

1947年的10月10日,陕北。


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文件,公布了一个文件。

 

那份起草的文件,叫做《双十训令》,但大家更熟悉的,其实是它的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三大纪律,指的是: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指的是:

 

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这些看似直白简单,甚至有些琐碎的要求,如果放到当时国民党一些将领的桌上,可能会被报以一声嗤笑:这些泥腿子和土包子老是搞这些没用的东西。

 

但恰恰是这份每个士兵都能看得懂,记得牢的文件,把当时的解放军打造成了一支完全不同于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力量。

 

那份公布的文件,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颁布的,名字叫做《中国土地法大纲》。

 

这份不到2000字的大纲,核心思想其实只有一个:把土地分给农民,保证每个农民耕者有其田。

 

这两份文件出台的时候,正是国民党军队刚刚结束全面进攻,开始转入重点进攻的时候。那些满心以为可以很快结束“围剿”的国军将领们不会想到,仅仅两年之后,从蒋介石开始,就会都开始检讨和反思自己的错误,研究共产党获胜的秘诀究竟在哪里。


这不是数十年后一些人嘴中简单一句“蒋公大意”或“土共阴险”就能解释得清的。

 

为什么国共内战时期,共产党的军队纪律严明,打起仗来进退有序,士气高涨?甚至明明之前萎靡不振的国军士兵,被改编为解放军士兵后,也立刻开始生龙活虎?

 

为什么解放区的老百姓会真的会把解放军战士当成自己的子弟兵,甚至几十万上百万民工愿意冒着枪林弹雨,推着小轮车为前线的解放军运送粮食,抢送伤员?

 

这些让很多国民党将领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其实在这两份文件中就能得到很多启发。


共产党在农村宣传说明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0 

 

1948年10月10日,焦玉山在阵地上给上级打了一个电话。

 

“请首长放心!人在阵地在,不会让敌人前进一步!”

 

焦玉山是东北野战军四纵12师34团的团长,他们团正面防守的阵地,在塔山。

 

1948年10月的东北战场,国共双方已经进入了决战的态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林彪率领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首先围攻的就是东北的门户锦州——拿下锦州,就基本上可以把在东北的50万国民党军队“关门打狗”。

 

深知锦州利害关系的蒋介石随即组建11个师10万人的“东进兵团”,由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率领,从葫芦岛拼死驰援锦州。蒋介石给侯镜如下的是死命令:“必须要把这一仗打好,不然我们在东北就全完了!”

 

而从葫芦岛驰援锦州的必经之地,就是塔山。

 

从10月10日凌晨开始,国民党军队开始对塔山阻击阵地展开了潮水一般的进攻,一个上午就发动了7次冲锋。

 

负责防守塔山阵地的,是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四纵。尽管从军官到士兵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但即便数十年之后回忆这场“塔山阻击战”,他们却依旧唏嘘不已:太艰苦了。

 

之所以觉得艰苦,一是因为蒋介石下了死命令,所以国民党军队在进攻中动用了空军和海军的立体攻击,对塔山阵地进行了狂轰滥炸;二是国民党官兵在这次进攻战中也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意志,有很多次步兵冲锋甚至是在没有炮火掩护的情况下强行突击,大批胸口挂着手榴弹的国民党“敢死队”队员不要命一般地冲向解放军的阵地,随后倒在机枪枪口之下。

 

在六天的血战中,国民党军队从一开始以营为单位的冲锋,到最后上升到以师为单位的冲锋,甚至不顾战斗队形漫山遍野地往上冲。但阻击的解放军像钉子一样钉在塔山阵地上,一寸也没有后退。

 

10月15日,传来了锦州被攻克的消息,侯镜如军团已经无城可援,只能全面撤退,留下了近7000具尸体。而作为阵地防守方的四纵,6天内的伤亡也接近了4000人,正面防御阵地上的34团,最后只剩下了20多人。

 

塔山关系到锦州,锦州关系到东北,东北战场的战局,其实奠定了整个解放战争的局势。


逆转的局势。

 

从并肩战斗到手足相残,国共20多年的恩怨情仇,终于在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就迅速分出了结果。


“塔山阻击战”中解放军四纵的炮兵阵地


 

 【馒头说】


我们常说一句话:事物的发展是曲折前进的。


而写完这十个瞬间,我自己从这段近四十年的时光中,也体会出了太多的曲折和不易。


应该承认,这段近40年的时光,是中国经历巨大变化乃至剧烈动荡的时光,我们经历了推翻帝制的喜悦,争权夺利的失望,军阀割据的痛苦,全民抗战的血性,谁主沉浮的决战。


一个深刻的感受是:中国不易,中国人民不易。


如今再看我们的祖国,确实早已经今非昔比,但在许多的确值得自豪的成就面前,环顾目前的形势,我们还是要清醒认识到:远未到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甚至,现在就有严峻的挑战摆在面前。


那么多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轻而易举的胜利或成功,今天得意忘形,明天就有可能被打回原形。


但是,同样是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能经历数千年屹立至今,就是因为越是在艰难的时候,越是能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多做事,少说话,勿忘初心。


前进,前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