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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清源:《汉书》版本之再认识

文章来源:文章来源 抓取时间:2018-10-10 23:01:53 浏览量:9 作者:360doc 返回文章列表

《汉书》版本之再认识

马清源

编者按:本文原刊《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五辑(2014年),微信版有较大删节,引用请参考原文。作者马清源博士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6届毕业生,研究方向为古籍版本学与经学史,指导教师先后为何晋教授、桥本秀美教授。

对《汉书》的版本认识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演变过程。清人书目题跋相关之论,考订既有纰漏,又常辗转相引,故而用来讨论孤立的《汉书》版本问题尚可参考,但对梳理版本源流,则多数意义不大。民国时,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赵万里《两宋诸史监本存佚考》、张元济《校史随笔》所涉《汉书》版本之论,较之清儒,已有飞跃。

上世纪中叶之后,任职于北图的赵万里先生,所见既多,以其深厚的版本学水平,采用“对比”的研究方式考订宋元刻本《汉书》,成果主要体现在《中国版刻图录》相关解题中,如据刻工考证所谓?“景祐本”之为北宋末南宋初之刻本、定?“白鹭洲书院本”为元刻等等,结论可靠,代表了当时版本研究之最高水平。赵万里先生之后,研究《汉书》版本取得较大成果的当推日本学者。先有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考订了台湾所藏《汉书》版本,后有尾崎康《正史宋元版研究》详细考察现存《汉书》所有九种宋元版本。尤其是后者,结论的得出,一方面亲验原书,避免了以往仅据书目题跋以讹传讹的通病,另一方面辅之可靠的关于刻工等方面的知识体系,其整体结论至今无有超越者。

近来,随着古籍影印事业的发展,诸先前不易得见的宋元版《汉书》相继被影印出版(主要有赖于《中华再造善本》的出版)。即便一时未有影印者,网络上亦有不少数字化资源可供参考。(2016年补记:国图所藏善本胶卷今已逐步扫描上网。)因为条件的改善,加之中华书局《汉书》修订项目的开展,对《汉书》的版本研究理应有进一步的推进。    

依目前所见,现存《汉书》关键版本主要有:宋?“景祐本”、南宋湖北提举茶盐司本、南宋两淮江东路转运司本、南宋前期建刊十二行本、庆元本、蔡琪本、所谓?“福唐郡庠本”、元白鹭洲本、元大德本、明正统本、明南北监本、明汪文盛本、明汲古阁本、清殿本、清局本等。诸本关系,先前学者已有明确认识、无需再赘言者:蔡琪本依庆元本翻刻、另加部份校语;白鹭洲本乃覆刻蔡琪本;明南监本(狭义,嘉靖八年以后)以庆元本为底本、多有删削颜注及所附校语;明北监本以南监本为底本;清殿本又以北监本为底本、参校宋庆元本;清局本以明末清初汲古阁本为底本。此文基于作者参与《汉书》修订时的认识,务以目验为主,希望为学界提供多一点的信息。

 

一、“景祐本之递嬗”

 

现存之景祐本、所谓?“福唐郡庠本”、明正统本,均为每半叶十行、行十九字之版本,版式特征均一致,可以确认三者关系密切。于此三本之关系,近人张元济先生《校史随笔·景祐本之递嬗》即已指出:

《汉书》由景祐出者:一,宋福唐本。……二,元大德本。黄荛圃跋《后汉书》,谓:?“景祐至大德,大德至弘治递为修补。”而陈仲鱼则以为?“元时重刊。两《汉》往往同刻,自可以此例彼。”……三,明正统本。荛圃言:?“……惟正统本最称善,以所从出为淳化本也。”

是则与“景祐本”关系密切之多种版本已引后人之注意,惟不能确定其为修补抑或重刊而已。以古书版片之磨损速度,刷印频繁者,二十年间七八成书版已为补版替代者并非少见。南北宋之际至明正统年间,历时久远,究竟为补版或为重刊,难以说清。今首先可确认上引陈鳣所谓?“元时重刊”之?“大德本”(与下文第四章论及之?大德本非一),实际为元大德年前后一次较大规模之版片补刊,非自成一独立版本,补版版心往往刻?“大德八年补刊”,一“?补”字即可说明问题。剩余三本,即?“景祐本”、所谓?“福唐本”、正统本,三者关系往往有不清之处,乍看似有前后覆刻关系,但实际情况仍需详为比勘。

1、所谓?“景祐本”

所谓景祐本,经赵万里、尾崎康诸先生考订,其为北宋末、南宋初之覆刊本已无疑义。《正史宋元版研究》谓?“今存两部,皆黄丕烈旧物”,此两部现均藏国图,其中先前百衲本影印之本近又经《再造善本》影印,学者利用已便。


审此景祐本之版刻,可发现多处有经剜改痕迹,然字体与他处相似,应是所覆之底本已如此,非刻成后又加剜改。据史籍记载,真正之景祐刊误本(即此?“景祐本”之底本)乃是在北宋景德监本基础上?“改旧摹版”而来,?“然犹有未尽者”,非重刻。?修版具体情形有庆元本所附宋祁校语可为线索。其有不合之情形,或可考虑现存校语有经整理,非原貌(《汉书》宋人校语相关问题,可参笔者《<汉书>宋人校语之原貌与转变》及学兄王华礼《宋祁<汉书>校语考证》)。再者,现存?“景祐本”既为覆刻,其底本是否为真正的景祐本,真正之景祐本之后,是否又有?“新本”?——按《宋会要辑稿》:?“神宗熙宁二年八月六日,参知政事赵抃进新校《汉书》印本五十册及陈绎所著是正文字七卷。”不能确定。

至于另一部所谓景祐本《汉书》(国图书号7344,下简称7344本)则少有考察者,《正史宋元版研究》亦仅据《涵芬楼烬余书录》所载而论。《烬余书录》称此书?“其属景祐原刊者,尚有七十余卷,余为元大德、延佑、明正统覆刻,或前人旧钞”,经核对原书胶卷,发现全书原版叶远无所称之多,所谓原版?“尚有七十余卷”似仅据书前李兆洛跋语?“然原刊存者尚十七八”云云而言。实际全书所剩原版至多二十余卷。

2、?“福唐郡庠本”之考察

论“福唐郡庠本”,多引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之言:

是书……宋讳有缺笔,版心注大德、至大、延佑、元统补刊,盖宋刊元修之本。……沪上更以此书来售,按之即属此刻,惟将次行颜注衔名改题?“镇守福建都知监少监栝苍冯让宗和重修”,卷末有天顺五年孟冬让修刊福唐郡庠书版《跋》云?“予奉命来镇福建,福庠书集版刻年深,询知模糊残缺过半、不便观览,心独恻然,鸠工市版补刻”云云,始知宋刻于福唐者。

按丁丙此文,不无疑问,所载之跋,并无他人再见,后之称此者,均据此引。然丁丙唯称此为福州刊本,后之学者径称?“福唐郡庠刊本”以区别于景祐本,恐非丁丙本意。《正史宋元版研究》已谓?“福唐郡庠本”之称不无可疑,?“故《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仅称‘宋刻’,不用此称”,其用此称,仅是?“为便讨论”而已。

按此所谓?“福唐郡庠本”今存多部,无不经后代修版。其容易得见者,有台湾?“仁寿本”《汉书》所影印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此本多是元代大德年及以后补版,南宋版所剩无几。经大德补版开始,讹字不胜其多,既多用俗字,更乱添乱改,甚至有当版片漫漶、部份文字无法辨清以后,以臆见增字填满空白的情况。偶有之校正,乃原版极为明显的误字而已。另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国图所藏《汉书》善本,有五部十行十九字宋版递修残本,或称?“宋刻元修本”(书号040),或称?“宋刻宋元递修本”(两部,书号864、0784),或称?“宋刻宋元明递修本”(书号0785),或称?“宋刻元明递修本”(书号0786),乔秀岩先生已疑其皆与所谓?“福唐郡庠本”性质类似。今查阅其中三部之胶卷(另两部因未摄胶卷,暂未见),依据刻工可确认其中书号0784、0785、0786均与所谓?“福唐郡庠本”同一性质。

上已言书号为7344之所谓景祐本其实唯有原版二十余卷,其余除数卷正统版(乃补配)外,或有与所谓?“福唐郡庠本”同性质之卷。审此,可对所谓?“福唐郡庠本”之性质有新的认识。要之,7344本即有全为景祐本原版之卷;有半景祐本、半南宋中后期补版之卷;有全为南宋末版之卷;又有南宋版、元大德补版掺杂之卷;另有全为大德、元统补版之卷。综合言之,已形成一版本演变之完整脉络。故笔者认定所谓?“福唐郡庠本”不应当被认为是一独立版本,应当被看作是景祐本在版片递修过程中、大致刷印于南宋中后期之一?“印本”。

3、正统本之性质

《艺风藏书记》云:?“《汉书》一百二十卷。明正统翻刻宋淳化本。……黄荛圃以此本为最善。”缪荃孙此言可谓先前学者对正统本之一般认识,然所谓?“翻刻宋淳化本”云云,固不足信,黄丕烈?“以此本为最善”,更不足取。

国图藏两部正统本,全部叶面均为正统八年至十年所刊,则形成正统本可无疑义。正统本与福唐郡庠印本之大德补版关系密切,笔者曾取正统本与?“仁寿本”影印之?“福唐本”对照。两者雕刻字体笔意、字划结构基本相同。又,?“福唐本”递修至元大德年间,因屡经修版重刊,相邻两叶之版面大小往往不一致,有前后数叶版框高低参差不同之情况,绝大多数与正统本全同。另外,?“福唐本”大德修版之不计其数的讹误被正统本原封不动继承,可知正统版乃据大德修版覆刻。

4、综合印象

前后《汉书》之版刻多可互相类比,《后汉书》景祐刊本一系亦存在难以辨清补版或重刊之问题。傅斯年先生在论史语所藏景祐本《后汉书》时曾言:?“有人于甲年依其祖式制棉袍一袭,乙年易其里,丙年易其絮,丁年易其表,戊年再易其里,如此不已,至于十年。此第十年之衣,与甲年之衣,关系如何?”此言极为形象。如两《汉书》之类重要典籍,需求量极大,同一版片边印边补,若干年后,前之原版可能已无一叶留存,又若干年,前之补版亦为更新之补版所替代。如此形成不同时期不同之印本,则版本在演化过程究竟如何判定?若不调查多本,孤立看待各本,很容易忽视各本之间的内在联系。

另外,尾崎康先生曾指出,有后印?“福唐本”叶面较之早印?“福唐本”更早的现象难以解释。7344本亦有类似情况,如?“本纪”数卷整体刷印时间当晚于?“景祐本”,反而有部份叶面景祐本为补版,此本为原版之特殊情况。笔者提出以下假设:尾崎康先生据刻工等情况综合考虑,已倾向认为所谓景祐本《汉书》之刊刻地点当以福州为是。上引丁丙之语已提及“福唐本”书后跋云?“予奉命来镇福建,福庠书集版刻年深”云云。则景祐本《汉书》刊刻之后版片应当一直置于福州州学,于州学内不断刷印、修补。不同印本页面时代先后出现错乱情况,固然不能排除后世补配之可能,但更有可能是相同版片所能刷印页面数目不同,又所印页面统一于州学内装配成书,故不可避免产生错乱情形。(2016年补记:笔者新近得知,现代雕版印刷的书籍,一次刷印后多次装订发行是业界的“潜规则”,与此或可类比。)

 

二、庆元本文本及所附校语于景祐本一系之影响

 

景祐本一系诸本,版片在修补过程中对前版之小讹做出修正、同时又产生新的讹误自不待言,关键是后者与前者相比,其文本性质有无质的变化?因前后行格版式一致,乍看难以看出,非仔细对勘不可。笔者取卷四十对校,同时考虑版刻剜改情况,认为从?“景祐本”到南宋中后期补版、大德补版、明正统本之间,随时代之变迁,文本受庆元本及其所附校语之影响愈来愈大。

南宋修补之时的校正与更动,尚较为保守;至大德、元统补版之时,据庆元本及所附校语改动之情况已经相当严重。此种情况的发生,并不孤立。南宋中后期开始,随着坊间通行刻本在社会上之流行,出现了官方刻本据坊间刻本挖改之情况。另以经书为例,南宋中后期,官方性质之八行本《礼记注疏》修版之时,不少地方反而依据坊间刻本进行了剜改,与此情况极为类似。


本文作者

那么,庆元本《汉书》及其所附校语是否可靠?笔者深信书坊刻书,不可能有特殊之版本。实际上,颇疑庆元本亦是以当时官本为底本,然后由书坊加工而成:一是变更正文以配合刘、宋校语;二是针对书前识语所谓?“古字”问题有意识的改用一些古字。部份与景祐本等官方刻本不同、又无校语之文本,很可能是径改而删除校语而已,文本可靠性无需过于怀疑。问题的关键是所附宋祁校语是否可靠。抛开后世之附益不谈,宋祁校语提及之版本依据,大部份当有来源,敦煌残卷可为我们提供一点旁证。如敦煌P.2973号残卷背可见《汉书》卷三九《萧何曹参传》、卷四十《张陈王周传》部份残余,残卷文字与宋祁校语中所引用之?“浙本”内容有高度关联性,由此略可证宋祁校语之可靠性。

 

三、大德本及其覆刻本

 

元大德时所刊九路十史本《汉书》,明代入南监,作为?“南监本”直至嘉靖八年南监据庆元本新刊《汉书》。《再造善本》影印之本,已经是入南监后之修补本,版心下方多记?“监生某某”。此本前人笼统言出自景祐本,然关于其文本特点则未有言及。笔者经对校,确信大德本在用字、多卷后所附之张佖校语等方面与景祐本一致,其出自官方?“景祐本”系统可无疑义。但是,大德本在刊刻过程中,另参考了庆元本一系及其所附校语对底本进行了不少改动,实际上已成为景祐本与庆元本之混合体。

与景祐本之补版、递修相比,大德本根据校语改动的态度更为激进,不少地方仅仅依据?“当有”、?“疑有”、?“可删”此类倾向性意见改动,并为后世版本所继承。又,大德本之校,另有据《史记》刊改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大德本原本作为明初之?“南监本”存在,嘉靖八年南监新刊《汉书》,改据庆元本翻刻。个中原因,耐人寻味,想来当是南监主事者已意识到大德本据庆元本修改,庆元本既为时人所重,则新刻监本不如直接据庆元本翻刻,如是完成此官刻与坊刻之间的身份转换。

大德本之后更有覆刻本,其年代大致于明初。北大图书馆藏一部题?“崇正书院本”《汉书》,定名盖依书前衬叶不知何人所题之?“此明崇正书院本汉书”云云之语。经核对,确认此即明初覆刻大德本。?“覆大德本”又有修本,即真正之?“崇正书院本”。修本扫除不少错讹,又据汪文盛本挤刻添入部分三刘校语。

 

四、再论汲古阁本之来源

 

有学者指出汲古阁本的来源是所谓?“景祐本”一系南宋初年之刻本,其说以汲古阁本出自景祐本诚不可易,但仍需继续考察汲古阁本的直接来源。

汲古阁本自称以宋本为底本,一则所称未必真实,聂溦萌考察《晋书》版本,指出汲古阁本虽然声称?“余全史中原本亦系宋刻”,然“他们所表现出的文本面貌应形成于元中期以后,所谓据宋本刊刻,不过是明代人在热衷宋本的风潮下无意或有意的误导而已。”认为汲古阁本《晋书》的直接来源应当是明代通行的版本,此言亦大体适用于《汉书》。上已言随着时代的推移,景祐本一系的文本呈现出不断据庆元本及所附校语进行修改的情况,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对比汲古阁本之文本特点,已经显示出其底本不可能是宋本,只能是宋末以后乃至元代的版本。

在以上讨论之基础上,笔者反思所对校文本,初步形成一种印象,即汲古阁本相当部份之异文仅与大德本及正统本有关,而没有单独与其他版本相同的异文。据此,可推断汲古阁本之直接来源或与大德本有关或与正统本有关。进而据汲古阁本的特殊误字,笔者推断其底本当是大德九年之后、正统年之前所印之景祐本一系递修本,在刊刻过程中还主要参校了当时较为常见之大德本(或其覆刻本),考虑到大德本曾经作为明南监本存在之特殊身份,其对汲古阁本文本之影响不容忽视。总之,依目前情况,笔者定汲古阁本并没有非常单一的版本来源,其直接底本为元大德年间后、明正统年前(约元中后期)之宋景祐本后世递修本,主要参校本为大德本。

 

五、关于明汪文盛本

 

明汪文盛本在《汉书》的版本流传过程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笔者经对校,确认汪文盛本有不少独特之异文,与其他各本均不相同,异文且无宋人校语作为支撑,显示出其不是直接来自景祐本或庆元本,应当自有其来源。

此本最大特点是录三刘校语,但无论是内容还是版刻特点上均显示出不同于庆元本一系的特点,还有校语仅见于汪文盛本而不见于其他各本,可以判定与庆元本非一系统。又有版刻特征与尾崎康先生所提及之南宋前期?“建安刻十二行本”极为相似,笔者起先颇疑汪文盛本(亦每半叶十二行)源出所谓建安十二行本,唯此建安十二行本现存之两册数卷有三刘校语,今查汪文盛本对应之卷,则全无三刘校语,未审何故,不知是否为汪文盛本所删削。总之,汪文盛本之直接来源尚待进一步考察。

 

六、结 语

 

修版与补版,本是古籍版刻中常见之现象,《汉书》之版本流变,可谓一典型,一修一补之间,旧的错误固然扫除,新的讹误也常常产生,以致修无可修之际,以意乱改,狼藉满目。不仅如此,官方性质之景祐本、大德本《汉书》在流变过程中,出现了依据坊间所刻庆元本及其所附校语进行改动之情况,两者文本渐有合流之趋势,坊间庆元本之地位亦逐渐上升。明南监正式采用庆元本作为底本刊刻新的官方刻本,清殿本承之,而先前之官方刻本,或不传、或吸收部份庆元本之特色之后流变而为坊间汲古阁本等。如此官刻与坊刻之间身份的转变,不能不令人感叹。

值的强调的是,单纯的异文,其实只能为我们提供大致的印象,如果不考虑古籍版刻之修版及剜改情况,很容易在讨论中被误导。以《汉书》为例,汪文盛本一系对后世刻本之总体影响不大,目验而言,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景祐本及庆元本。两者之衍生本后世又不断互相影响,形成混合性的本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考虑单纯之异文,很容易陷入误区。相反,真正调查版面之修补、考虑特殊情况之处理,会比单纯统计异文所得的结论更加可靠。

感叹之余,又有遗憾。版本的研究永无穷尽之日,新的版本层出不穷,任何一个新版本的出现,都可能导致我们对已有版本情况的认识发生变化(2016补记,近两年又有新的版本资料出现,尚待以后进一步研究)。笔者感于近年来古籍影印事业、电子技术之进步,立足现有所见之版本,试图提供一些新的看法供学界参考,但限于水平与条件,全文必然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希望相关学者不吝赐教。

附:改定存世《汉书》版本流传示意图


注1:实箭头线表示主体继承关系,虚线表示参校关系。

注2:实线方框表示独立版本,虚线方框表示递修本。